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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下旬，她寄了一包红糖和两罐肉罐头。纸条上写：“天冷了，多吃肉，别感冒。”
十二月初，她寄了一套新棉衣、新棉裤、新棉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是新的。纸条上写：“大哥，考试的时候穿新的，暖和。别紧张，你肯定行。”
沈知礼收到那套新棉衣的时候，正在煤油灯下做题。他拆开包裹，拿出棉衣，在身上比了比。大小刚好，不长不短，不胖不瘦。妹妹从来没问过他穿多大尺寸，但她寄来的衣服永远合身。
他把棉衣叠好，放在枕头边。
王建国看到了，酸溜溜地说：“知礼，你妹连衣服都给你寄？还是新棉衣？这料子不错啊，灯芯绒的，市面上买不到。”
沈知礼没回答，低下头继续做题。
考试前一周，沈知知又寄了一个包裹。这次的包裹不大，但里面装的东西让沈知礼愣了半天——一支新钢笔、一瓶蓝黑墨水。包裹里还有一张纸条：“大哥，考试用新笔，顺手。”
沈知礼把那支钢笔拿在手里，旋开笔帽，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字。笔尖顺滑，出水流畅，写出来的字不粗不细。
王建国凑过来看了一眼。“派克？你妹连派克钢笔都买得到？这玩意要外汇券！”
沈知礼把钢笔收好，放进口袋。“别吵，我在做题。”
王建国闭嘴了。
1977年12月9日，高考前一天。
沈知礼没有看书。他听妹妹的话，好好休息。早上起来，他把考试要用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准考证、钢笔、铅笔、尺子、橡皮、铅笔刀。准考证是半个月前下来的，上面盖着红彤彤的大印，写着“沈知礼，男，二十六岁，报考类别：理工科”。
他把东西装进一个布包里，布包是妹妹寄的，军绿色的，结实耐磨。
王建国看他检查了三遍，忍不住说：“别查了，不会少的。”
沈知礼没理他，又查了一遍。
下午，他去公社中学看了考场。考场在二楼，第三间教室。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到里面摆着三十张课桌椅，黑板上写着“沉着应考，冷静答题”八个大字。他看了几秒，转身走了。
晚上，他早早就躺下了。但睡不着。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王建国的呼噜声、李国栋的磨牙声、陈卫军的梦话声。知青点的夜晚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远处的狗叫。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大哥，一定考上。等我。”妹妹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很大、很用力。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睡吧。明天要考试。
1977年12月10日，天还没亮，沈知礼就起来了。
他摸黑穿好衣服——妹妹寄的新棉衣、新棉裤、新棉鞋。从里到外全是新的，穿在身上暖烘烘的。王建国被他的动静吵醒了，迷迷糊糊地说：“知礼，你这么早起来干嘛？”
“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