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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朝上的日子，是刘姐这辈子最难熬、最委屈的日子。
人没有钱，就没有底气，没有收入，就没有话语权，经济上不独立，精神上就不可能独立，在这个家里做得再多、干得再累，只要吃穿用度都要仰仗别人，就永远挺不直腰杆。
永远在迁就，永远在委曲求全，永远要看人脸色，做的所有事情都变成了理所应当——奶奶带孙子，理所应当；婆婆做家务，理所应当；长辈操持一切，理所应当。没有人觉得辛苦，没有人觉得付出了什么，因为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闲在家里没事干的老人，帮着带带孩子做做饭，有什么辛苦可言呢？
刘姐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任劳任怨是本分，稍微做得不好还要被念叨两句。日子过得小心翼翼，凡事都要看小辈的脸色，凡事都要迁就他们的作息、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想法。自己半辈子摸爬滚打攒下的那点傲骨，在这个家里被磨得一干二净。
就是在这样窘迫的境地里，刘姐接到了大姐病危的消息。
大姐在南阳，那时候已经病重卧床，时日无多了，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一整夜没合眼。
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大姐的模样，小时候大姐给自己扎辫子，过年时偷偷多塞一颗糖，出嫁那天大姐拉着她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拉着大姐的手一直哭着不放手不让大姐走一幕一幕的，像放电影一样。
刘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去见大姐最后一面。
可是，就这一个念头，却犯了天大的难。
钱。
路费。
从家里到南阳，高铁票要好几百，来回一趟，再加上几天的吃住花销，怎么也得两千来块钱。两千块，在别人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大数目，可对那时候的刘姐来说，那是一笔需要再三掂量、反复斟酌的巨款。身上没钱，银行卡里空空如也。五百块的生活费每个月都紧巴巴的，根本攒不下来一分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刘姐不是什么英雄汉，就是一个身无分文、看人脸色的老太太。
那几天心里煎熬得不行。大姐在南阳的病床上等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可是没有钱，连出这个城市都做不到那种焦急、无奈、憋屈、心酸，搅在一起，像一把钝刀子在心上来来回回地锯。
最后，只能厚着脸皮，放下半辈子的傲骨，小心翼翼地去找儿子。
刘姐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儿子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她走过去在旁边坐下来。儿子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刷手机。她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开口。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反反复复好几遍。
一辈子没低过头的人，到了快六十岁，要向自己的儿子开口讨钱，那种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
最后她还是说了，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商量，更带着恳求，说大姨病重了，在南阳，怕是不行了，想去看看她，说路费和花销大概需要两千来块钱。
说完她就后悔了，不是因为别的，是那种卑微的感觉太刺骨了。那一刻她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一个操劳半生把家撑起来的长辈，而是一个在伸手讨要施舍的人。她小心翼翼地看着儿子的反应，心里又酸又涩，又屈又辱。
儿子和儿媳妇商量后，第二天给了可给的那个过程，不像是给母亲路费去探望病危的姐姐，倒像是在施舍一个乞丐。
那种姿态、那种语气、那种眼神，让刘姐觉得自己像一根被人捏在手里随意摆弄的草芥。
她拿了那两千块钱，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坐在床沿上，委屈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两千块钱，不是理所应当的奉养，不是理所应当的花销，是放下所有尊严、小心翼翼恳求换来的施舍。两千块钱，逼得半生要强的刘姐低下了头颅，收起了所有骄傲。
她拿着那笔钱去了南阳，大姐躺在病床上，人都瘦脱了相，看见刘姐来了，眼睛里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
说话已经很费力气了，断断续续的，说小妹你来了，说路上辛苦了，说别担心姐。刘姐握着大姐的手，那只手又干又瘦，像一把枯柴，凉得心里发颤。
她在大姐身边守了三天，第三天下午，大姐在她眼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刘姐看着大姐眼睛慢慢闭上，看着胸口不再起伏，握着她的手感觉温度一点一点地消失。
那一刻心里除了撕心裂肺的疼痛，还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凉。
恨自己无能。
恨自己一把年纪，为这个家操劳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连看亲姐姐最后一面都不能自己做主。连出门探望至亲都要看人脸色、低声下气。如果没有那两千块钱的施舍，是不是连大姐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那场离别，成了刘姐心底最深的遗憾，也成了她拼命改变自己的最大动力。
从南阳回来以后，刘姐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刺激了一下，她开始无数次在深夜里问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到底图什么？为家庭、为孩子、为生活耗尽所有，到最后没钱没闲没自由没尊严。
亲人离别时无能为力，想尽一份孝心都束手束脚。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要熬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
答案是没有头。
如果自己不变，就永远没有头。
大概命运也觉得把她压得太狠了，终于在最绝望、最迷茫的那个节点，给开了一扇小小的窗。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姐听说老年大学开了写作班，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股劲，她和张雅雯一起报了名，张雅雯帮她付的学费，张雅雯说相信她一定会写好小说的，刘姐终于拿起了笔，开始了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