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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帆收拢了，像鸟收起了翅膀，静静地靠在岸边。
码头上到处都是人。
搬运工光着膀子，肩上搭一条汗巾，两人一组抬着木箱从跳板上走过。
监工站在岸边，手里拿着竹板，嘴里骂骂咧咧，看见谁走得慢了就是一板子。
几个蕃商模样的人站在一处阴凉地，对着泊位指指点点，身边的通事在翻译。
孙策没有穿官服，只着一身半旧的青布袍子，在码头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
他看见工人蹲在墙根吃干粮，干粮是粗面做的，硬得像石头，要就着凉水才能咽下去。
他也看见一个半大孩子扛着一箱胡椒从船上下来，走两步歇一步，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
他更看见一个老水手坐在码头上补帆，手上有冻疮，还有烫伤的疤，针脚却细密得像绣花。
孙策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回到市舶司后，孙策关起门来写了一份札子。
他写得很慢，每一句话都要斟酌半天，写到天黑才写完。
第二天一早，他把札子送到泉州知银台密奏司。
札子上的话写得很客气，意思却很明白：
泉州港要变一变。
变的第一件事，是给明教发特许状。
孙策在札子里说，明教在海上有路子，有船有人有眼线，与其让他们在暗处活动，不如给个名分，让他们到明处来。
市舶司发一张特许状，允许明教教众以合法商人的身份参与海外贸易，条件是明教要配合朝廷稽查走私，维护航道安全。
札子写到这里，孙策特意加了一句：“明教之众，多出身底层，熟知海道，能得其实力而用之，则朝廷省力而商人获利，一举两得。”
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想起陆沉在草庵里说的那句话：
“我们明教在南边传了这么多年，官府打压了这么多年，却还有人信，因为活不下去了。”
孙策想给明教发特许状，不光是收买人心，也是在做一笔买卖。
明教替他做事，他给明教一个名分。
名分这东西，对朝廷来说不值钱，对明教来说却是命根子。
变的第二件事，是码头上的规矩。
孙策把码头上那些大商人请到市舶司，说是议事，实则是摊牌。
只见孙大人坐在大案后面，看着家、黄家，再后面是几个蕃商。
“诸位，”孙策开门见山，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一件事。咱们泉州港的码头，太乱了。”
蒲家的人先开口：
“孙大人说的是，码头上的事确实该管管。不知道大人想怎么管？”
孙策从案上拿起一份写好的条陈，递给旁边的吏员，让他念给众人听。
条陈上的话说得很清楚：
第一，码头上的泊位重新划分，不许私人霸占。
船来靠岸，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停泊，谁也不能仗着势力抢好位置。
第二，码头工人的工钱定个规矩。装卸一箱货多少钱，按货物轻重分等，明码标价，不许克扣。工人每日干完活，当天结账，不许拖欠。
第三，码头上的监工要换人。那些仗着主家势力作威作福的，一律撤掉，换市舶司派的人去管。
第四，船上水手的待遇要改。工钱要涨，伙食要管，不许船主打骂水手。有违者，市舶司查实后罚没船只，逐出港口。
条陈念完，厅堂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蒲家的人先开口：
“孙大人，这码头上的事，历来都是各家自己管自己的。大人突然要收上去，是不是太急了些？”
孙策笑了笑：
“不是收上去，是立个规矩。有了规矩，大家都好做生意。”
“那工钱的事，”
林家的人也开口了，
“码头工人本来就是卖力气的，给多少工钱是我们的事，朝廷管这个，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孙策看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说：
“林老板，你那码头上去年死了几个工人？”
那人一愣。
“我替你说，”孙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三个。一个是从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一个是累得吐血，没救过来；还有一个是被监工打死的。这三个人的身后事，你管了没有？”
厅堂里又安静了。
孙策放下茶盏，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管这个，不是要跟诸位过不去。我是要码头上的工人能活着干活，活着回家。他们活着，你们的货才有人搬。他们死了，你们的船就只能停在港口里生锈。”
没有人再说话了。
孙策站起来，走到墙边，指着那张海图：
“诸位看看这张图，泉州港的船往西走，到三佛齐，到阇婆，到注辇，到大食。这条路上，有风浪，有海盗，有数不清的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