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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在朝中为官，不能直接经商，但顾家其他人以“阖族公产”的名义参股了船行的部分股份。
高攀龙所在的高家则走得更远一些，直接和福建的船主合作，在福州港附近买了一条旧船，翻新后跑了一趟占城，回来时船舱里装满了香料和药材。
这些世家大族的参与，不仅带动了造船和航运，也带动了沿线港口的仓储和转运。
苏州、松江、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广州——每个港口城市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货栈、牙行和商号。码头上招工的告示贴满了墙，搬运工、水手、看仓人、账房先生的用工需求都在增加。
有些原本靠田租度日的小地主，看到海运的利润，也把部分田产抵押出去，换回银子投入船队。一些早年因贫困而出走他乡的渔民和农户，如今带着积蓄回到沿海，打听如何上船做工。
松江府的变化最为明显。这里的棉纺织业原本是江南地区的主要产业，松江布曾经畅销全国。但近一两年来，亓官记的染色棉布从安南大量运来，颜色鲜艳，质地密实，价格比松江本地的染布便宜。
松江府的染坊和织户受到了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作坊相继歇业。那些失去生计的染匠和织工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人去了广州，在码头做搬运工；有人去了清化，在亓官记的工坊里找到了活干；也有人开始转做贸易，从亓官记的商号里进货，在本地倒卖。
松江府有一户姓陈的染坊主，把染缸全部卖掉，用这笔银子买了一艘旧船，跑起了近海运输。他雇了三个水手，运的是本地出产的土布和农具，到安南换回白糖和玻璃器皿，再运回松江售卖。
第一次出海回来后，他在染坊旧址上开了一家铺面，挂起招牌，专营亓官记产品。他坐在柜台后面拨着算盘，面前摆着一面玻璃镜和几件赛璐珞梳子，偶尔抬头招呼进店的客人，脸上带着一种以前在染缸边很少见到的舒展。
市舶司的太监们也在适应新的局面。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原本负责管理朝贡贸易和抽分，海禁松弛后，他们的职责逐渐转为对商船的管理和征税。
太监们起初对商船的增多感到不安，但很快就发现其中有利可图。一艘商船出港或入港，需要办理手续、缴纳引税和货税，经办人少不得要打点。商船越多，经手的银子就越多。
一些太监开始私下经营货栈和客栈，为商船提供停泊、仓储和补给，从中抽取佣钱。他们不再是海禁的执行者，而是变成了海上贸易链条中的一环。
市舶司的税银开始按月入库，数额比前几年明显增加。户部在核算年度收支时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几个主事在账房里低声议论，说沿海几府的关税和商税加起来已经接近往年全年的数额。
他们把这些数据整理成简报，附在例行奏报之后，送进了内阁。内阁值房里的官员们看到了，有人点头，有人皱眉，但谁也没有把这份简报单独提出来讨论。它只是被夹在一叠厚厚的公文里，如同一枚被暂时搁置的棋子，等待着下一轮棋局中可能被用到的时刻。
而沿海各港口依然船来船往，码头上的号子声从清晨响到傍晚，货栈里的木箱越堆越高，账房里的算盘声此起彼伏。那些出港的船只已经融入远方的海平线，而它们留下的水痕，正被后来者重新划开，变成新的航路，在春日的阳光下不断向远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