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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说完“我见过这四下”，又往后退了一步。
他拒绝继续辨听，也不肯在补充陈述纸上签字。右手按着胸口，呼吸越来越短。宋砚先扶他坐下，让值班医生进辨认室，没有追问柜号。
心电监测没有急性异常。老何含了一片常用药，喝完半杯温水，手仍抓着椅子边。
“可以停。”宋砚说。
老何看着桌上的透明板：“停了，你们也会去七号柜。”
“页上已经写了七号柜。你说不说，医院都要保全。”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问这四下是谁留的，为什么留。”
老何把老花镜摘下来，镜腿折了两次都没合上。
“去永安间。”他说，“这里我不讲。”
殡仪接运站旧永安间已经封存。房门、墙面、挂钩和柜架都在第一轮勘查后做过编号，行动组只开放中央走道。老何换上鞋套，走到门口却不肯进去。
门内还保持停用前的样子。左墙挂着七枚褪色钥匙轮廓，第七处只剩空钩；右侧铁柜拆走后，地面留下一排深浅不同的脚印框。排风扇不转，旧消毒水和铁锈味压在屋里。老何看见空钩时，先把鞋尖从门槛上收了回来。
宋砚没有站到他身后催。他把椅子搬到门外，让老何面向走廊坐，想看屋里时自己抬头，不想看便只看地面。
墙里水管受温差收缩，发出三声短响。远处推车碰到铁门，又拖出一声长音。
老何肩膀抖了一下。
“不是这四下。”他说，“他敲得更轻。”
陆明棠没有让技术员复现。她先问老何需要椅子、药还是离开。老何选了椅子，坐在门边，不跨警戒踏板。
“十四年前，杜小川案发后第三天。”他开口，“建国和我值后半夜。”
值班表很快调到平板上。宋建国、何守义两人名字同列，接运车记录为空，凌晨一点到四点没有正式任务。旧永安间门磁却在一点四十二分开过一次，关门时间一点五十九分。
门磁只能证明有人用值班卡开门，不能证明两人都在里面。
老何说，那晚宋建国抱来一只窄纸包，外面缠红黑线。包上贴着“儿童照位03”，宋建国进门后先把编号签撕下，重新写了名字。
宋建国的蓝制服右肩沾着白蜡，袖口有林记常用的米浆硬痕。他进门后没有开顶灯，只开钥匙板旁的小工作灯。纸包放到桌上时，里面没有骨头碰撞声，只有照片袋和薄纸相互摩擦。
老何问是不是又来一件无名物。宋建国说：“有名。是他们把名藏了。”
杜小川。
七岁。
右鞋带总散，怕黑，咳嗽时会捂嘴。
“你见过孩子？”陆明棠问。
“没见过活人。”老何说，“这些是建国写的。他说编号能进柜，人名不能丢。”
纸童案卷里，鞋带、夜咳和年龄已有梁安、潘志良、诊片及旧录音支持。老何说出的生活细节没有被提前展示，却仍只能证明宋建国当晚记录过这些内容，不能证明来源一定是本人所见。
官方材料只剩“儿童照位03，原名另存”。老何记得的纸包上，却先写回了一个会咳、不会系鞋带的孩子。
“纸包放哪儿？”宋砚问。
“没放柜里。”
老何抬头看向永安间最里面的旧钥匙板。第七个挂钩空着，
那只纸包后来被宋建国装进接运站防潮箱，箱号写在老何值班草稿背面。草稿早已不在，接运站旧耗材簿却记有同夜领用小号防潮箱一只、红黑线一束，经手栏为宋建国。耗材只能支持他取过对应材料，不能证明箱内物品。
宋建国那晚从挂钩后取出一枚扁铜牌。牌正面冲着“永安”，背面是数字七。他把铜牌塞给老何，又用指节在牌面敲了三短一长。
“他说什么？”
“他说，别把这四下当柜号。它是认人的。”
老何停了一会儿。
“以后若有人替他来取东西，先让对方敲。三短一长对上，再问一句‘灯灭了吗’。回答‘人没散’，才带去七柜。”
这是一套双重确认，不是四下声音直接翻译成四个字。
“谁会来？”陆明棠问。
“小砚。”
宋砚没有动。
老何记得自己当时问，孩子才多大，听得懂吗。宋建国说不用现在懂，先把声音留住。他又在铜牌上敲了一遍，前三下落在永字旁，最后一下落在数字七背面。
“他说你小时候怕停尸间，每次来找他都先在宿舍暖气管上敲这四下。”老何说，“你若听见，会认得是家里人。”
宋砚记得那根暖气管。冬天管里常有水声，父亲下夜班回来会用钥匙敲三下，再沿管壁拖一下。他一直以为那只是怕吵醒邻居的敲门法。
记忆只能说明他熟悉节奏，不能证明铜牌由父亲留下。宋砚没有把童年声音写进证据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