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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了。”
老孟的声音更低了。
“省局留下的材料只到1989年。那年河西乡文化站查出一笔旧账问题，处理结果往上抄报过一次。”
“温书言是副站长，最后定的是——工作失误，造成集体财产重大损失。”
老孟停了停。
“开除公职。”
“永不录用。”
电话里只剩细微的电流声。
过了几秒，老孟才接着说道：
“再往后，人去了哪里，旧档里没写。”
“跃进还特意翻过，那几页东西干净得很。没有申诉材料，没有调查笔录，连具体损失了什么都没写清楚。”
陈守拙喉结动了一下。
“知道了。”
“替我谢谢跃进。”
“守拙。”老孟叫住他，“这事不对劲。”
“我知道。”
陈守拙挂断电话。
啪。
听筒落回座机。
骑楼里一下安静了。
孙红梅的手停在算盘上。
“调令没有人签字。”
她看着陈守拙。
“处分没有调查材料，连亏了什么都不肯写。”
“这不是在记过。”
“是在埋人。”
只有陈守拙能听见的表壳里，老白开了口。
平时那股欠揍劲儿没了。
“先生这手，够脏。”
“他不用杀人。杀人会有尸首，会惊动公安，也会有人顺着命案往下查。”
“他用的是体制里的刀。”
齿轮一下下磨着。
“广福没了没多久，新局长刚坐稳，一张没人签名的调令，就把温书言踢出省城。”
“职务没降，看着还体面。可河西乡那地方，离省城远，穷得连文化站的瓦都补不起。”
“先把他扔下去，让所有人忘了他。”
“再熬上几年，随便翻一笔旧账，把公职一扒，这个人就算还活着，也没地方说话了。”
老白停了一下。
声音有些发涩。
“这两刀要真是先生落下来的，他没碰温书言一根手指，却把人家五年的人生一层层剐干净了。”
陈守拙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他脑子里浮出一个画面。
1984年的冬天。
一个穿着规矩的年轻科员，给父亲倒了一杯热水，收下那封举报信，在回执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三个月后，他被一纸调令赶出省城。
四年后，连身份也被扒了。
没人打他。
没人抓他。
每一张纸上甚至都盖着公章。
可就是这些看起来最规矩的纸，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寸寸按进了泥里。
陈守拙抬起头。
“现在还不能钉死是先生。”
孙红梅看着他。
“但这两刀，落得太顺了。”
陈守拙站起身。
“顺着同一条线落下来的刀，就算不是他亲手拿的，也有人知道他想砍谁。”
他重新拿起电话，拨通了红旗街街道办的号码。
“找陈广发。”
陈守拙报了名字。
“对，跑河西乡旧货线的那个。告诉他，他外甥找他，有急事。”
电话转了两次。
十来分钟后，听筒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陈广发的大嗓门顶了过来。
“兔崽子！大中午的折腾你舅？”
“我刚跟人摸上两圈牌！”
陈守拙没理他的抱怨。
“老舅，你去趟河西乡。”
“现在就去。”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河西乡？”
“那破地方我熟啊。上回吴站长那批破铜烂铁，还是我拉回来的。”
陈广发问：“怎么，又有货？”
“不找货。”
“找人。”
陈守拙看着窗外刺眼的日头。
“找一个叫温书言的人。以前在河西乡文化站当过副站长，1989年被开除了。”
“找个被开除的干啥？”
陈广发嘟囔了一句。
“都过去两年了，人死没死都不知道。”
陈守拙握紧听筒。
“他见过我爸当年那封举报信。”
话音落下，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
街道办大妈的闲聊声、自行车铃声、远处叫卖声，全从听筒里传过来。
陈广发却半天没开口。
足足过了五秒，他才重新出声。
刚才那点吊儿郎当，彻底没了。
“知道了。”
声音不高，咬得很实。
“吴站长那条线我能搭上。”
“就算这姓温的死在河西乡，我也把他埋在哪块地、见过什么人，全给你刨出来。”
陈广发顿了一下。
“守拙。”
“嗯。”
“你自己在外头，也当心点。”
“我知道。”
陈守拙挂断电话。
他把手揣进裤兜，指尖碰到了那把从香港带回来的折叠铜钥匙。
金属边缘很薄，也很凉。
“温书言要是还活着。”
老白低声说道：“这几年，怕是过得连狗都不如。”
陈守拙没有立刻回答。
孙红梅合上账本。
“被人害过一次的人，不会因为你姓陈，就立刻信你。”
“你要真找到他，别一上去就问举报信。”
陈守拙看向她。
“那问什么？”
“先问他缺什么。”
孙红梅道：“饭、住处、工作，还是一口咽不下去的气。”
“人活着，才轮得到他开口。”
陈守拙沉默了两秒。
“这笔惨账，不能让他白吃。”
他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车来车往的长堤大马路。
“先生以为把他踩进泥里，这事就算完了。”
“可只要他还活着，这条线就没断。”
陈守拙的手仍握着裤兜里的铜钥匙。
“我要找到他。”
“把当年的举报回执、调令、处分账，一样样摆到他面前。”
“接不接，由他。”
“但那把刀，他该有。”
孙红梅看着他的背影，没再说话。
阳光穿过百叶窗，落在上海牌旧手表上。
表蒙子那道沉了三年的划痕，被照得发亮。
像一把藏了太久的刀。
终于出了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