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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玄度没有立刻回答第二问。
公墙上的原契共有十二页，真正由六十三名入阵者逐人确认的只有前三页。第一页写每日供能两刻，第二页写报酬、医疗与居留，第三页写期限三年。后九页是机构担保、设备调度、违约切换和宗门资产处置，其中大部分只落了顾玄度的总印。
当年的六十三个人究竟知道多少，不能靠他一句“都说过”定论。
审契席将三类证据同时摆出。
第一类是三十七份尚存的个人回执。回执能证明他们听过每日两刻、基础时票与三年期限，却没有伤病停供、实际配给价、居留维护拆费和违约切换的说明。
第二类是飞升前最后七日的议事记录。记录中出现过“入城后另行适配”“先保全主阵”“细则由天市统一安排”等说法，意味着很多具体风险被推迟到抵达之后。
第三类是二十一份个人陈述。它们彼此矛盾：有人记得顾玄度说三年后自由续签，有人只听见“先活下来”，有人以为每日两刻是静坐调息，还有三人明确说自己当时已无法连续清醒，签名由同门扶着完成。
这些陈述都只证明提交者自己的经历。
秦望岳没有替另外六十二人总结。他在旁听区申请发问：“你说过三年，是指三年后可以不再供能，还是三年后再议？”
顾玄度看向原契第三页。
“我当时理解为三年后重议。”
“你用的是‘可以停’，还是‘重议’？”
顾玄度沉默了一会儿：“对多数人，我说的是三年。”
“这不是回答。”秦望岳的声音并不高，“三年做完就停，和三年后由别人决定还能不能停，不是一回事。”
邱望舒让记录员调出顾玄度本人保存的一份讲解提纲。提纲上写着：三年基础期，期满按身体、居留与城市负荷另议。最后两个字由谁议。
“你是否承诺过期满可由本人拒绝？”
“有过。”顾玄度说，“在两次小组说明中，我说过不愿续者可退出。”
“有没有写入每一份个人回执？”
“没有。”
“有没有写入机构主契？”
“没有。”
“有没有取得衡灯院确认？”
“没有。”
个人回执里的三年因此仍是真实期限，却不是完整退出保障。它至少证明后来被扩成随居留存续并非原意，也同时证明，顾玄度把最重要的退出承诺留在了口头。
姜明妩在成员委托席申请展示飞升前工资估算。
她没有问师父为何不说得更清楚，只把六十三人当时拿到的数字和抵达天市后的数字并排放置。
飞升前说明是每日十五时票，基础住处与治疗由接收方承担；抵达后，基础粥、水、床位、身份维护被拆成多项，每日最低支出超过供能收入。夜间调谐、支架维护和恢复药另行收费。所谓十五时票，在多数情况下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生活。
顾玄度看见了那张表。
“这些拆费，我签署时不知道。”
“你有没有要求对方锁定三年的最低净收入？”姜明妩问。
“要求过基础报酬不降。”
“锁定的是收入，不是扣费后的剩余。”
“是。”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入城后的居留可能与供能状态绑定？”
“对方当时说，居留由接收安排保证。”
“你问的是保证多久、以什么条件保证吗？”
顾玄度手指压住膝头：“没有问到逐项条款。”
这一次，公墙没有只记“信息不充分”。记录员将缺失分成五项：净收入未锁定，伤病停供未明确，退出决定人未明确，居留与供能解绑未确认，违约后果未向个人逐项说明。
五项缺失造成的后果并不一样。净收入问题进入补薪与费用复核，伤病停供关系到医舱是否曾在不适合劳动时继续取用，退出决定人影响三年期满后的续接，居留绑定需要补足替代住处，违约告知则决定个人是否真正理解落印风险。公议所为每项建立不同核验栏，拒绝把它们压成一句笼统的“当年情况紧急”。
三十七份回执也没有因此全部失效。确实知晓每日两刻、明确接受三年且具备表达能力的人，其已经取得的工资和居留权益继续受保护；缺失告知带来的争议另算。若把原契一把撕掉，最先失去依据的反而可能是曾经劳动的人。顾玄度当庭确认，他不会用信息缺口追回任何已支付报酬，也不主张六十三人因合同受审而退还入城利益。
这项确认当场写入临时保全令，防止任何机构趁审理期间停发既有工资或收回住处。
保全令同时送达北四医舱和七码轮舱，当日生效，不等最终裁定。
衡灯院代表提出异议，称很多费用是入城后根据实际需求产生，顾玄度不可能预先知道。
财务责任席接受“无法预知具体数额”，却不接受“因此无需设上限和复核”。当一项安排以陌生城市、长期劳动与居留为核心，对方不知道每碗粥最终多少钱，并不妨碍他要求基本生活不得被同一机构用拆费全部收回。
另一个问题更难。
三十七份回执中有六份来自伤势严重者。当日医录显示，两人短时失语，三人服过镇痛药，一人每隔半刻才有清醒反应。宗门记录却把六份都列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