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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白霜照例来给温清泉送午饭，顺便带了几盒自己在家烤的曲奇饼，让饭团给办公室的叔叔阿姨们分一圈。
饭团跑到市场部的时候，梁佳敏正对着电脑屏幕核一份合同数据，余光瞥见一个小身影举着保鲜盒站在她工位旁边，脆生生地说：“佳敏阿姨，妈妈做的曲奇，给你一块，这块巧克力最多的，妈妈特意给你准备的。”
她接过曲奇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着饭团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喉头滚动了两下，说了句谢谢。
饭团已经抱着保鲜盒跑远了。过了一会儿，白霜从电梯口走过来，手里端了杯从茶水间现泡的热饮，放在她桌上。
那天晚上梁佳敏在公寓里坐到很晚。
她想了很多——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被催债的人堵在家门口，那些人拍着门板骂骂咧咧，父亲蹲在门槛上低着头一声不吭，她躲在母亲身后，看着父亲的后背一点一点塌下去。想起快开学时，母亲对着她唉声叹气，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存折，说学费还差几百块，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想起班主任在讲台上说下周一每人要交三十块钱买辅导资料，她在座位上低着头，把校服袖口卷了又放放了又卷，不知道回家该怎么开口。想起有人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用最难听的词，父亲只是弓着腰反复说再宽限几天、一定还。
后来她上了高中，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两个穿着体面的叔叔。他们坐在客厅里，用打量一件待估商品的目光上下端详她，然后对父亲点了点头。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从那以后，催债的人再也没有来过。父亲跟她说，有个好心人愿意资助她上学，以后家里不会再缺钱了。
她当时还很高兴。
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和生活费果然没有让家里操一分心。毕业后进入国企，手续办得异常顺利，每一步都像是有人提前铺好了路。
她以为人生已经柳暗花明。
直到她见到了那位资助者。
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端坐在床沿上，用和当年那两个叔叔一模一样的目光端详着她。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马路上那些拖着行李箱匆匆赶路的同龄人，想，原来这就是代价。
后来从国企离开，生下华华，陈建国帮她把华华放在父母名下，成了她的弟弟。
其实这个陈建国以前是那位资助者的司机，后来那个人提前收到风逃出国，就让陈建国控制着她。孩子虽然不是那位资助者的，但只有他能让华华见到亲生父亲。
所以她只好游走在各个公司高管之间，替他们办事。
如今想想，似乎只有霜姐能救她于水火。
手机在茶几上震了起来。屏幕上亮起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她深吸一口气，把那些翻涌的回忆按回胸腔最深处，划开了接听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