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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是几秒钟之后，林晓忽然想起什么。
于是看似没头没脑地接着问了一句。
“你用的是全原子模拟还是粗粒化？”
威廉姆斯:“全原子，时间步长2fs，模拟了500ns。”
林晓点点头：“那可能是系综采样窗口的问题。”
“这样吧，你把最后一个窗口的构象单独跑一遍。”
“然后和全时段平均的结果对比一下，看看衰减速度是不是跟窗口大小相关。”
听完后的威廉姆斯当场就有些懵了。
“这就完事了？”
林晓摆了摆手：“当然，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答案。”
“具体结果还要你实操之后才知道。”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情况你及时找我反馈。”
往回走的威廉姆斯越想越诧异。
他倒不是不相信林晓的话。
要知道，以前出了类似的事情。
哪一次不是拖个一两天才能解决掉。
这倒还真不是挑安东尼的理。
毕竟安东尼有问题还是真解决了。
这就属于很有担当和能力的了。
至于更平庸一些的课题组负责人，遇见这样的难题。
通常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习惯用战术上的忙碌，掩盖战略上的回避。
操作手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方法。
比如先找别人的问题。
把责任推给实验条件、设备精度、经费不足等客观因素。
更过分一点就把责任推卸给具体执行的学生或博士后，回避自身选题或指导上的失误。
比如用努力替代方向。
加派人力、延长工时，让更多人投入同一个已经证明走不通的方向，用工作量掩盖方向错误。
还比如用形式主义补救。
开更多的会、写更多的报告、做更多的PPT，但核心科学问题压根是一个没解决。
请外部专家来指导，但只请愿意说好话的人，你好我好大家好。
又比如回避根本决策。
不敢砍掉一个已经投入大量资源的失败方向，因为此时沉没成本已经太高。
也不承认选题本身有问题，因为那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
在威廉姆斯漫长的硕博生涯中，以上四点他都已经碰到不止一次了。
但像林晓这种当场找出问题，并且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的。
不得不说，还真是凤毛麟角。
后面的日子里。
其他人也都陆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卢卡斯在通路尺度上的耦合模型卡在了参数估计那一步。
他按照文献里的方法搭了一个级联响应模型，但跑出来的结果和实验数据之间的偏差比预期大很多。
他怀疑是通路之间的耦合强度矩阵没有正确反映信号传递的时序关系，但不确定该从哪个环节入手排查。
林晓看了他的模型结构之后，让他先把时序关系从静态矩阵里剥离出来，改成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耦合系数，然后再重新估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