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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晓确实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近年来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重大的损失之一。
林晓在MIT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个消息带给这所学府的变化。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注意到斯塔塔中心走廊里的气氛和平时不太一样。
有人站在公告栏前盯着那张黑白讣告看很久。
有人在茶水间低声交谈时提到巴尔的摩的名字。
有人在组会上临时加了一段关于逆转录酶发现的学术回顾。
整个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安静的、不约而同的追忆。
巴尔的摩1968年加入MIT任教，在这里开启了他后来获得诺奖的逆转录酶研究。
1970年，他在MIT独立发现了逆转录酶，颠覆了当时的“中心法则”。
此后他在MIT任教近三十年，中间虽有短暂离开。
但1994年又回到MIT担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授，并创立了MIT的怀特黑德研究所。
1982年，巴尔的摩成为MIT附属的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
这个研究所就坐落在MIT校园主街对面，算是肯德尔广场生物技术集群的早期奠基者之一。
他在这里领导实验室取得了NF-κB转录因子等多项重要发现。
对MIT来说，巴尔的摩不只是一个诺奖得主。
他是这所学校分子生物学传统的奠基人之一。
是肯德尔广场从一片旧厂房变成全球生物技术中心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MIT专门为巴尔的摩举办了一场追悼会。
安排在Kresge礼堂，时间是下午三点。
林晓到的时候，礼堂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人群从大门一直延伸到走廊拐角。
他站在队伍里，前后都是不认识的面孔，有头发花白的资深教授，也有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
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人低声交谈两句，但很快又安静下来。
礼堂内部布置得很简洁。
台上没有复杂的装饰，只有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一束白色百合和巴尔的摩的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他穿着实验服，站在实验室的窗前，侧脸对着镜头，像是在看什么数据。
追悼会开始后，几位和巴尔的摩共事过的教授依次上台发言。
有人回忆他1970年在MIT发现逆转录酶的那个下午。
有人讲他创立怀特黑德研究所时如何挨个办公室敲门拉人。
有人提到他晚年依然坚持每周来实验室开组会，尽管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林晓站在后排，听着那些发言，没有产生什么别的感触。
毕竟他才刚正式加入MIT不久，和巴尔的摩没有过任何直接交集，也没有在怀特黑德研究所工作过。
对他来说，这个名字更多是出现在教科书和文献里的一个坐标。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有温度的人。
他来参加追悼会，其实更多是出于一种基本的尊重。
一位为这所学校留下过重要印记的人离开了。
他作为新加入的一员，来送一程。
直到半个月之后。
这个消息带给MIT的悲痛才完全消散。
校园里的讨论逐渐从巴尔的摩的离世转向新学期的课程安排、课题申请和即将到来的各种学术活动。
而此时。
林晓发在Sce的那篇论文也终于正式刊发了。
让他有些预料不及的是。
这篇论文给学界带来的波澜。
似乎比他想象中要多亿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