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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才八岁，晚饭的碗筷刚被收拾到外屋地，我就顺着烧得滚烫的炕面往炕梢挪，紧紧挨着奶奶坐下。爷爷坐在炕头，手里的旱烟袋锅子一明一暗，烟丝烧着的焦香混着窗外灌进来的冷气，在糊着报纸的屋里绕了一圈。奶奶把裹在身上的蓝布棉袄往我这边拉了拉，指尖带着纳鞋底蹭上的浆糊的硬感，碰了碰我的手背，开口说，要给我讲个老屯子的事。那屯子离咱们这百十里地，早年间就没了，不是人搬空了，是彻底没了，现在往那片荒甸子里走，只能看见几截露在草棵子里的土坯墙根，还有一口被土填了大半的废井，连条能走的路都没有。
这事得从民国十八年说起，那年头荒，山东地界旱了整整一年，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地表裂的缝能塞进拳头，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只能背着铺盖卷往关外跑，就是闯关东。那年月，闯关东的路就是鬼门关，上千公里的路，全靠两条腿走，路上饿死的、冻死的、被胡子抢了害死的，多得数不过来，路边的小坟包像撒在地上的石子，走几步就能看见一个。
咱们这一片，那时候刚有十几户人家落脚，都是早几年闯关东过来的，在荒甸子中间圈了地，盖了土坯房，开了几十垧荒地，靠着黑土地的肥力，攒下了几石苞米，勉强能吊着命，不至于饿死人。屯子是领头开荒的那个男人带起来的，大伙都叫他屯长，手黑心硬，当年带着人开荒的时候，跟胡子拼过命，手里沾过血，屯子里的人都怕他，他说一不二。
腊月初八那天，天寒地冻的，吐口唾沫落地就能冻成冰坨，屯子口来了一家逃难的。一共七口，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二，是个半大的小子，最小的还抱在女人怀里，裹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脸冻得青紫，嘴唇都裂了血口子，一步一挪的，走到屯长家门口，就齐刷刷跪下了。
男的给屯长磕头，额头砸在雪地上，咚咚响，没几下就磕出了血，混着雪水在地上印出红印子。他说他们是从山东登州府逃过来的，一路走了三个多月，家里的老人、兄弟都饿死在路上了，就剩他们七口，求屯长给口剩饭，给个能遮风的地方，哪怕是柴房也行，等开了春就走，绝不给屯子里添麻烦，哪怕给屯子里劈柴挑水，干什么活都行。
屯长没说话，蹲在门槛上，手里转着旱烟袋，盯着他们看了半天，没应声，转头回屋了。那一家人就跪在雪地里，不敢起来，怀里的小的饿得直哭，女人死死捂着孩子的嘴，怕哭声惹得屯子里的人烦。过了没多大会，屯子里的男人都聚过来了，十几个人，站在屯长家门口，看着雪地里跪着的七口人，没人说话。
那时候屯子里的粮食也紧，每家每户的苞米都算着粒吃，要撑到第二年秋收，多七张嘴，别说剩饭，就是糠麸子都不够分的。有人小声说，这荒年，自己都顾不上，哪有闲粮管外人，赶走吧。也有年纪大的心软，说给口吃的，让他们接着往南走，别死在屯子口，晦气。
最后是屯长发了话，他从屋里出来，吐了口烟沫子，说，这荒天野地的，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让他们去死，传出去，咱们屯子的名声不好听。不如让他们进来，先在柴房住一晚，给口热粥，等明天再说。
那一家人听见这话，哭得浑身发抖，给屯长和所有男人挨个磕头，磕得雪地上的血印子连成片。他们哪里知道，屯长这话，不是心软，是藏了杀心。
当天晚上，屯长把屯子里所有的男人都叫到了自己家，关上门，窗户缝都用破布堵上了，说了半宿的话。具体说了什么，后来没人敢往外传，但是第二天一早，出事了。
那一家七口，全没了。
柴房里空空的，地上只有几摊冻硬了的血迹，还有几个豁了口的破碗，人不见了。屯子里的女人和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自家男人，都阴着脸，不说，只说那一家人天不亮就走了，往荒甸子深处去了。
只有那些参与了的男人知道，那一家人，根本没走。前一天半夜，他们拿着绳子、棒子，还有堵嘴的破布，悄悄进了柴房。那一家人刚喝完热粥，正挤在一起取暖，还没睡着，就被他们按在了地上，嘴全堵上了，手脚绑得结结实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们把那一家七口，拖到了屯子后面五里地的荒甸子里。那荒甸子深处，有一口早年开荒的时候挖的废井，十几丈深，早就干了，井底全是碎石和烂泥。屯长带头，把那七个人，一个一个，全扔进了井里。
十二岁的半大孩子，被扔下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上面的人，嘴里的破布掉了，喊了一声“娘”，就被一块石头砸中了脑袋，没了声音。女人怀里的婴儿，被扔下去的时候，还在哭，哭声在井里绕了一圈，就没了动静。
七个人全扔下去之后，屯长带着人，搬来周围的石头、冻土块，还有一捆一捆的荒草，把那口井填得严严实实，连个缝都没留。他们抢了那一家人身上唯一的半袋高粱面，还有女人头上插着的一根磨得发亮的银簪子，就踩着雪回了屯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们以为这事做得天衣无缝，荒甸子里没人去，井填了，没人会发现，死了七个人，就像死了七只蚂蚁，没人会在意。他们哪里知道，那一家人被扔进井里的时候，都还活着，被石头和冻土块砸着、埋着的时候，那个女人，用最后一口气，下了咒。
没人听见那咒是什么，但是从那之后，这个屯子，就再也没安生过。
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九年，一开春，地刚化冻，屯子里就开始死人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屯长。
那天他牵着自己家的黄牛去地里种地，那牛养了五六年，平时温顺得很，别说顶人，连个蚂蚱都舍不得踩，平时屯子里的孩子骑在它背上，它都一动不动。那天刚到地里，屯长把犁套在牛身上，刚扶着犁走了两步，那牛突然就停住了，怎么抽都不走。
屯长骂了两句，拿着鞭子往牛身上抽了一下，那牛猛地转过身，两只尖尖的犄角，对着屯长的肚子，狠狠就顶了过去。
旁边一起种地的人都看傻了，就听见屯长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牛的犄角直接穿了他的肚子，从后背穿了出来，黑红色的血顺着犄角往下流，滴在刚化冻的黑土地上，渗进去，转眼就没了影。那牛还不松劲，顶着屯长往前跑了十几步，把他狠狠掼在地上，然后用蹄子反复踩他的胸口，踩得骨头咔嚓咔嚓响，直到屯长彻底不动了，那牛才停下来，站在一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屯长的尸体，鼻子里喷着白气，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等大家反应过来，跑过去的时候，屯长早就没气了，肚子被顶穿了，肠子流了一地，脸被牛蹄子踩得稀烂，五官都分不清了。最吓人的是，那天开春，天气都零上了，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但是屯长的尸体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流出来的血，都冻成了冰坨，怎么晒都不化。他的脸虽然烂了，但是嘴角却咧着，一直咧到耳根，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天，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大家都慌了，手忙脚乱把屯长的尸体抬回屯子，找了块厚木板，钉了个薄皮棺材，当天就埋在了屯子后面的坡上，连头七都没敢等。没人敢细想，都安慰自己，是牛开春闹了性子，疯了，是意外。
但是没过三天，第二个死人了。
是当年跟着屯长一起去柴房绑人的一个男人，他家就在屯子口，平时负责给屯子里的人家挑水，身强力壮的，一米八几的个子，一顿能吃三个苞米面窝头。那天早上，他挑着两个柏木水桶，去屯子中间的老井挑水，去的时候还跟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打招呼，说今天天好，挑完水要去甸子里捡点柴，晚上烧炕。
结果过了一个多时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他还没回来，他老婆就急了，喊了邻居两个男人，一起去井边找。到了井边，就看见两个水桶倒在地上，扁担扔在一边，人没了。往井里一看，那男的，头朝下扎在井里，身子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那口井，屯子里的人喝了十几年了，水不深，最多也就齐腰深，平时半大的孩子下去玩水都没事，他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就这么头朝下扎在里面，淹死了。
大家找了绳子，拴在他腰上，把他捞上来的时候，人早就硬了，浑身冰凉。和屯长一模一样，尸体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哪怕放在太阳底下暴晒，那白霜也一点都不化，脸上也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口的方向。最邪门的是，他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塞满了井里的黑泥，可那口井的水干干净净的，井底都是碎石，连点泥都没有，没人知道那些泥是从哪来的。
这下屯子里的人彻底炸了锅，所有人都想起了去年腊月初八，被他们扔进废井里的那一家七口。但是没人敢说破，当年参与的男人，一个个都吓得脸色煞白，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不敢看一眼，更别说去那口废井了。
但是死人的事，根本没停。
没过十天，第三个死了。还是当年参与了的男人，晚上在自己家的柴房里劈柴，准备第二天烧炕用。他老婆在屋里纳鞋底，就听见柴房里传来“咔嚓”一声，像是斧子劈到了木头，之后就没动静了。他老婆喊了两声，没人应，就拿着油灯去柴房看，推开门，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那男人死在了柴房里，脑袋被斧子劈成了两半，从头顶一直劈到下巴，脑浆和血溅得满墙都是，那把沾着血和脑浆的斧子，还死死攥在他自己手里。柴房的门是从里面用木头顶死的，窗户都用木栅栏钉死了，外面根本没人能进去，整个柴房里，就他一个人。
大家把他抬出来的时候，和前两个死者一模一样，尸体上结着厚厚的白霜，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房梁，可房梁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屯子里的人彻底慌了，家家户户天一黑就把门窗钉死，连灯都不敢点，缩在炕上，连大气都不敢喘。但是没用，还是死人。
第四个死的，是当年帮着屯长搬石头填井的男人，开春去甸子里放马，马自己回来了，人没回来。大家找了两天，在荒甸子的一个水泡子里找到了他，整个人泡在水里，淹死了，那水泡子的水才没过脚踝，连膝盖都到不了。他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浑身都是白霜，脸上是狞笑，手里还攥着一把荒草，就是当年填井用的那种乌拉草。
第五个死的，是屯长的亲弟弟，当年也是带头的，晚上在自己家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他死在了炕上，脖子被拧断了，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脸朝着后背，门窗都是从里面锁死的，没人进去过。尸体上一样的白霜，一样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像是能看穿自己的后背。
第六个死的，是当年扔孩子进井的男人，在屯子的场院里看粮食，晚上突然就没了动静，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他被装在了装粮食的麻袋里，活活闷死了，麻袋口是从外面用绳子扎死的，可场院的大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晚上根本没人进去过。他的尸体被拖出来的时候，白霜裹了一身，脸上的笑都冻住了，麻袋里全是黑泥，和井里的泥一模一样。
第七个死的，是当年抢了那女人银簪子的男人，他把那根银簪子给了自己的闺女，结果那年夏天，他闺女去河边洗衣服，掉进河里淹死了，才十四岁。捞上来的时候，那根银簪子还插在她头上，尸体上全是白霜，脸上是和那些男人一模一样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屯子后面的荒甸子。
从开春到年底，正好死了七个，不多不少，一个都没多，一个都没少。全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他们的亲闺女。
年底的时候，屯子里剩下的人，聚在屯子中间的老榆树下，终于敢把这事说破了。所有人都知道，是那一家七口回来索命了，那口废井里的七条冤魂，来找他们偿命了。有年纪大的老人说，要去把废井挖开，把尸骨捡出来，好好安葬，摆上供品赔罪，说不定能把这事了了。但是当年参与了的男人，剩下的几个，早就吓破了胆，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不敢踏进一步，更别说去挖那口埋了七条人命的废井了。
他们都以为，当年参与的人，死了七个，偿了那七条命，这事就该了了。但是他们错了，大错特错。那女人下的咒，不是偿命就完了，是要整个屯子的人，给那一家七口陪葬。
第二年，民国二十年，刚进正月，年还没过完，屯子里又死人了。
第一个死的，是去年死的那个屯长的老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纳鞋底、喂鸡，连去年那件事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更别说参与了。她自从屯长死了之后，就整天躲在屋里，连门都很少出，胆子小得很，晚上连灯都不敢点。
那天早上，她儿媳妇去她屋里喊她吃饺子，大年初二，按规矩要吃饺子。推开门，就看见老太太坐在炕上，背对着门，手里拿着针和纳了一半的鞋底，一动不动。儿媳妇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老太太就往前一倒，摔在了炕上，早就没气了。
她手里的钢针，从左边的太阳穴穿进去，从右边的太阳穴穿出来，整个针身都没进去了，只留了个针鼻在外面。她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就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窗户外面，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哪怕屋里的炕烧得滚烫，暖烘烘的，她的尸体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头发丝上都挂着霜花，怎么擦都擦不掉。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上，正好纳了七个针眼，不多不少，整整齐齐的，像是用尺子量着扎的。
屯子里的人彻底疯了，原来这咒，不是只找当年参与的人，连他们的家人，连完全没沾边的无辜人，都不放过。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整个屯子里蔓延开。家家户户都把门窗用厚木板钉死，白天不敢一个人出门，晚上不敢点灯，天一黑，整个屯子就死一样的静，连狗都缩在窝里不敢叫，一声都不敢吭。但是没用，还是死人。
第二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半大孩子，才十岁，去年那家人死的时候，他才刚出生，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没去过。那天他和几个孩子一起，在屯子前面的空地上玩弹珠，玩着玩着，突然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旁边的孩子吓得哭着跑回屯子，喊大人过来，等大人跑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气了。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没有磕着碰着，没有中毒，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医生来看了，查了半天，说不出任何原因，只能说是暴病而亡。但是屯子里的人都知道，不是暴病，是那咒又来了。孩子的脸上，是和之前所有死者一模一样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看着天，浑身结着厚厚的白霜，哪怕是正月里，屋里烧着炕，那白霜也不化。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这一年死的七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也有完全没沾边的，甚至还有刚生下来没三个月的婴儿。那婴儿是晚上在炕上睡觉，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孩子没气了，浑身冰凉，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白霜，门窗都是关着的，屋里烧着炕，暖烘烘的，没人进去过。
从正月到年底，正好七个，不多不少，一个都没多，一个都没少。
这下，屯子里的人彻底绝望了。他们知道，这咒，躲不掉，只要你在这个屯子里，只要你是这个屯子的人，不管你有没有作恶，不管你年纪多大，早晚都会被索命。
有人开始想办法，搬出去，离开这个邪门的屯子，躲得远远的。
第三年，民国二十一年，刚开春，屯子里有一户人家，夫妻俩，带着五个孩子，一共七口，偷偷收拾了东西，把家里的粮食、值钱的东西都打包了，天不亮就套上牛车，走了，往南边的县城去了，想离开这个屯子，越远越好，躲过这个要命的咒。
屯子里剩下的人，都站在屯子口，看着他们的牛车走远，没人拦着，也没人说话，都想看看，他们能不能躲掉这索命的咒。
结果，不到半年，消息就传回来了。
那一家人，到了县城，租了个临街的小房子，男的在县城的粮店找了个活，扛麻袋，挣点钱，女的在家给人缝补衣服，带孩子，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看着像是真的躲过了。结果，六月初六那天，出事了，一天之内，一家七口，全没了。
男的在粮店扛麻袋，粮店后院的粮垛，堆得像小山一样，几百袋苞米，堆得整整齐齐的，放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好好的，突然就塌了，几百袋粮食全砸下来，把男的死死埋在泥，骨头都碎成了渣，浑身都是白霜，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哪怕是夏天，三十多度的天，那白霜也不化。
同一天下午，女的在家做饭，烧柴火，不知道怎么回事，火星子溅到了旁边的柴堆上，一下子就着了，火越烧越大，风一吹，整个房子都烧起来了。女的被锁在屋里，门怎么都打不开，邻居想进去救，都被火挡在了外面，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烧成了空架子。等火灭了，进去找，只找到一堆烧黑了的骨头，骨头上面，还结着一层白霜。
他们的五个孩子，那天下午，去县城外面的河边玩，本来好好的，河水一直很浅，刚没过膝盖，结果突然就涨水了，上游的水库开闸放水，浪头一下子就打过来，五个孩子全被冲走了。县里的人找了三天，才在下游十几里的地方，把五个孩子的尸体全找到了，都泡得发胀了，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不化的白霜。
一家七口，全死了，正好七个，一天之内，一个没剩。
消息传回填子里，没人说话，整个屯子，死一样的静，连风吹过草棵子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明白了，躲不掉，不管你搬到哪里，不管你跑多远，这咒，都跟着你，只要你是这个屯子里出去的，就躲不掉，早晚都要死。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搬出去了。大家都认命了，就待在屯子里，每天该上工上工，该种地种地，但是心里都清楚，不知道哪一天，就轮到自己了。屯子里的人，脸上再也没了笑，说话都小声小气的，不敢大声喊，连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惊动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么一年一年的，每年都死七个人，不多不少，正好七个。
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不管是太平日子还是兵荒马乱，不管是日本人来了，还是解放了，还是成立了生产队，这个规矩，从来没破过。每年，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必须死七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民国二十三年，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年，日本人占了东北，到处征粮，抓壮丁，周围的屯子都被祸害得不轻，只有这个屯子，日本人很少来，因为周围的屯子都跟日本人说，这个屯子邪门，进去的人，没有能活着出来的。日本人一开始不信，派了两个兵来看看，结果那两个兵，进了屯子，就再也没出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那之后，日本人再也不敢来这个屯子了，屯子里的人，倒是过了几年稍微安稳的日子，只是每年的七个人，一个都不会少。
这一年，第一个死的，是屯子里的杀猪匠。他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里，仅剩的几个之一，手狠，胆子也大，平时以杀猪为生，一刀就能捅穿猪的心脏，眼睛都不眨一下。前几年屯子里死人，他一直都不信邪，说那些人都是自己心虚，不小心出了意外，根本没有什么咒不咒的，平时还是该杀猪杀猪，该喝酒喝酒，晚上一个人也敢去荒甸子里走，根本不怕。
那年夏天，入伏，天热得像下了火，一丝风都没有，屯子里的人，都躲在屋里乘凉，不敢出门。杀猪匠那天，给屯子里的一户人家杀了年猪，拿了钱，又喝了半斤烧刀子，醉醺醺的，中午的时候，扛着磨得飞快的杀猪刀，往家走。
路过屯子中间的老井，他觉得热得难受，就想洗把脸，凉快凉快。他把杀猪刀放在井台上，弯腰，用手捧起井里的凉水，往脸上泼。泼了两下，他突然就不动了，直勾勾的盯着井里的水面，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旁边路过的一个老太太，看见他站在井边，一动不动的，就喊他，说，大中午的，不回家睡觉，在这站着干啥？
杀猪匠没应声，还是直勾勾的盯着井里，然后，突然就笑了，那种咧着嘴的狞笑，和之前所有死者脸上的笑一模一样，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然后，他拿起井台上的杀猪刀，对着自己的脖子，狠狠的抹了下去。
那杀猪刀，磨得飞快，平时杀猪，一刀就能捅穿猪的心脏，这一下，直接把杀猪匠的脖子，抹断了一大半，气管、血管全断了，血喷出来，喷了一丈多远，溅在井台上，红得刺眼。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直挺挺地倒在了井边，当场就没气了。
路过的老太太，吓得魂都没了，连滚带爬的跑回屯子，喊人。大家跑过来的时候，杀猪匠早就硬了，脖子上的刀口深得能看见骨头，血都流干了。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把杀猪刀，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里。哪怕是三伏天，三十多度的大太阳晒着，他的尸体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喷在井台上的血，都冻成了冰坨，怎么晒都不化。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一个人。
第二个死的，是杀猪匠的老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平时胆子很小，自从杀猪匠死了之后，她吓得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出门，门窗都用厚木板钉死了，连饭都不敢做，饿了就啃两口凉苞米面窝头，连水都不敢出去挑，只敢喝缸里剩下的一点水。
杀猪匠下葬后的第三天，晚上，屯子里的人，突然听见她屋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特别吓人，整个屯子都听见了。大家赶紧拿着火把，喊了十几个男人，跑过去，撞开她家的门，进去一看，所有人都吓傻了，有几个胆子小的，当场就吐了。
那女人，死在了炕上，身上穿着给杀猪匠做的寿衣，整个人，被粗麻绳一针一针，缝在了炕上的炕席上。从肩膀，到腰，到腿，到脚，密密麻麻的全是针脚，麻绳都勒进了肉里，把她死死钉在炕席上，动都动不了。她的嘴，也被麻绳缝上了，一针一针，嘴唇被缝得严严实实的，线都勒进了肉里，肿得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