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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伤势，每一处单独拿出来都不致命，但加在一起，再加上最致命的颅内出血，足以让一个健壮的成年人命悬一线。
王医生看着那一叠检查报告，心里暗暗摇头——那些打人的人，下手是真的狠，完全是奔着要命去的。
就在赵家辉被推进手术室的同时，两名穿着制服的民警也赶到了医院。
他们是六宁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的事故处理民警，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赶来进行血液酒精检测。
“你好，我们是交警大队的，需要对肇事司机进行强制抽血检测。”领头的民警向急诊科的护士出示了证件和抽血令。
护士看了一眼手术室紧闭的大门，有些为难地说：“病人正在手术，现在不方便抽血吧？”
民警摇了摇头，语气坚决：“法律规定，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应当依法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不管他是在手术还是在哪里，这个血必须抽。”
他顿了顿，补充道：“你放心，我们有专业的法医来操作，不会影响病人的治疗。”
很快，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法医赶到了医院。
他手里提着一个专用的取证箱，里面装着无菌采血管、密封袋、标签纸和执法记录仪。
在民警的陪同下，法医进入了手术室的缓冲区。
手术室里，赵家辉正躺在手术台上，头部已经被打开了，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血肿清除和减压手术。
法医没有打扰手术，而是在麻醉师的协助下，从赵家辉的肘静脉中抽取了两管血液。
整个过程被执法记录仪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法医将血样当场封装进专用的密封袋中，贴上标签，注明抽取时间、地点、被抽血人姓名和案件编号，然后由赵家辉的主治医生和一名民警分别在封条上签字确认。
“好了，血样已经固定完毕。”法医将密封好的血样放进取证箱，对民警说，“马上送检，结果最快两个小时就能出来。”
民警点了点头，在取证记录上签了字，然后带着血样离开了手术室。
手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当神经外科的张主任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他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种疲惫的神情，对等在门口的民警说：
“手术还算顺利，血肿已经清除了，颅内压力降下来了。但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需要在ICU继续观察。能不能醒过来，要看接下来72小时的情况。”
民警点了点头，在记录本上记下了医生的诊断意见。
第二天清晨，血检结果出来了——赵家辉的血液酒精含量为234g
100l，远超80g
100l的醉驾标准。
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在事发时的酒精摄入量已经达到了严重中毒的水平，不仅完全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判断力和协调能力都已经严重受损。
这份血检报告，连同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的证词、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赵家辉的行为，已经从普通的交通事故，升级为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案件的调查也在同步进行。
那些对赵家辉实施暴力围殴的人，他们的行为同样触犯了法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无论赵家辉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法律都不允许任何人以“正义”的名义动用私刑。
那些施暴者，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案两立。
法律的尺度，从来不因个人的情感而偏移。
六宁区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赵家辉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导线，呼吸机有节奏地工作着，监护仪上的波形在屏幕上缓缓跳动。
他依然处于深度昏迷之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他也不知道，那些把他打成这样的人，也将面临法律的审判。
他更不知道，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里，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在嘲笑着这荒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