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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好好干，给你爸争光。”
他的女儿，早就外嫁到了外地，几年也回不来一次。
他这一走，跑了，逃了。
以后呢？
以后他就是个通缉犯，是个亡命天涯的逃犯。
他爹的坟，他娘的坟，谁来扫？
祖宗的牌位，谁来拜？
他这一脉，到他这里，就断了。
他跑了，钱在国外存着，可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一个连自己祖宗都不敢认的人，一个连自己国家都不敢回的人，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纪鹤年的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他站在机场广场上，站在来来往往的旅客中间，像一截被抽走了骨头的木桩，呆呆地站着。
鲜红的党旗还在风中飘扬，那些年轻人的宣誓声还在继续。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永不叛党。
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他脑子里炸开。
他缓缓转过身，面向航站楼的进站口，一步一步地走去。
可他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没有着。
越走，脚步越沉。
越走，心里越慌。
他想起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期盼的眼神，想起了自己站在党旗下宣誓时那滚烫的初心。
他这一辈子，从一个工人子弟，一步步走到市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是组织培养了他，是人民信任了他。
可他做了什么？
他伸了手，他贪了钱，他背叛了自己曾经在党旗下许下的诺言。
他对得起谁？
他对不起倒在高炉前的父亲，对不起临终前还在期盼他“好好干”的母亲，更对不起他举着拳头宣过的誓。
眼看就要走到安检口了。
纪鹤年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站在那里，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
一会儿是犹豫，一会儿是挣扎，一会儿是痛苦，一会儿又是决绝。
他站了很久很久。
久到身后的旅客都开始不耐烦地绕过他。
终于，他猛地转过身来。
他不再往安检口走了。
他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机场广场，一步一步地走了回去。
刚走了十多米，突然一阵风刮过来，一面的党旗被风吹来，飘在他的脚边。
纪鹤年弯下腰，捡起党旗，另一只手轻轻的弹掉旗帜上的灰尘。
那鲜艳的红色旗帜，就像一轮太阳，照进了他的心房。
“原来，我心里的太阳，被灰尘遮掩了！”纪鹤年喃喃自语了一句。
他站住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翻出一个号码，用颤抖的手，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喂，哪位？”
“邵书记……”纪鹤年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是纪鹤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鹤年同志？”邵有为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外，“你在哪里？”
“我在……明珠机场。”纪鹤年闭了闭眼，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
“邵书记，我错了。”
“我不该走。”
“我要回来。”
“我要向组织，坦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