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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说道：“销毁清单、移交记录、经手人员，一个都不能漏，尤其查临时调卷和年前清库。”
话音刚落，桌上的电话响了。
来电的是第一创汇机械厂。
张建国带着供应科和保卫科清查城东仓库那批零部件的来源，技术人员根据包装、防锈脂和出厂刻号，认出其中两套精密轴承。
这批轴承原本登记在第一创汇机械厂试制库。
账面显示，三个月前已被“精密机修组”领走。
领料单手续齐全，仓库章、供应科章全是真的，领取人写的是郭万成。
可郭万成半年前便调去了外地协作厂，三个月前根本不在京城。
电话里，张建国火气压都压不住。
“那张单子连仓位号都写对了。要不是轴承进了城东仓库，咱们现在还以为东西在机修组。”
“签字查过没有？”
“不是郭万成的笔迹，章却是真的。供应科说，可能有人拿了盖过章的空白领料单。”
张建国骂了一声。
“狗日的，空白纸盖完章还能搁桌上等人拿？公章不是澡堂子门票！”
“爸，先把同批次领料单全部封存，查编号有没有跳号，再查郭万成调走以后，谁还用过他的旧工号。”
“已经在查。”
张建国又说道：“领料单右下角盖着‘急件’小章。供应科说，只要看到这个章，仓库通常先发料，后补复核。”
“谁有权盖？”
“生产协调办公室、厂办和总工室，三处都有。”
“把三枚章分别做印模。”
张伟说道：“别只查谁盖章，还要查空白单怎么保管、急件流程是谁定的、仓库为什么见章不见人也能发料。”
张建国哼了一声。
“我就知道您得往制度上刨。”
“不刨不行。抓住一个人，只能堵住一只手。流程不改，换只手还能伸进来。”
电话那头安静片刻。
“您妈让我问，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尽量回。”
“别尽量。回来就是回来，不回来提前说。肉馅就一盆，不能回回给您留到半夜。”
“知道了。”
“张鸣没事吧？”
“没事。”
“告诉他正常上学，别让孩子以为签个名字就惹了天大的祸。”
张伟刚放下电话，王莉莉从档案处赶了过来。
她手里拿着一张签名纸片的放大照片。
“学校那张小纸条，纸不对。”
赵卫东立刻看向她。
“哪里不对？”
“学校平时用的是再生纸，颜色偏黄，纤维粗。这张纸颜色白，压得细，边缘还是机器一次裁下来的。”
王莉莉把照片放到窗边。
“看左上角。”
那里有一条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紫线，与裁口平行。
“这是部机关印刷室裁会议材料时留下的定位线。”
“一机部有一批八开会议纸，裁成正式材料以后，会剩下这么宽的边条。档案处装订材料时，常拿边条做临时签领条。”
“学校不会用这种纸。”
赵卫东的眼神变了。
“您确定是部里的？”
“纸张批次还要查。”
王莉莉没有把话说满。
“但这种裁法和紫色定位线，我天天见。它更像有人从机关会议材料的裁边里，专门挑了一条让张鸣签字。”
屋里几个人都没说话。
第一层线索指向学校，老师只是被真实介绍信蒙骗。
第二层线索指向第一创汇机械厂的作废文件。
如今一张不起眼的签名纸条，又把路引回一机部机关。
对方熟悉文件从哪里印、废件如何销毁、急件章怎么用，也知道哪个时间点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张鸣小声问：“嫂子，这纸能查到谁拿的吗？”
“难。”
王莉莉如实说道：“边条一般不编号，可印刷室每批纸有领用登记。给哪些会议印过材料，都能缩小范围。”
张伟看向赵卫东。
“查最近三个月使用这批纸的会议，名单、材料领取人、剩余纸张处理记录一起核。”
“还有今天的技术路线论证会。”
赵卫东皱眉。
“今天还开？”
“开。”
张伟拿起牛皮纸文件袋。
“设备要不要引进、核心技术怎么安排，生产单位都等着结论。不能因为有人想摸进来，国家的事便停下。”
“外单位人员的介绍信、工作证、照片三样对照，缺一样，不准进。”
上午九点，一机部技术路线论证会准时开始。
会议室墙上挂着全国机械工业布局图，图角已经磨白。
窗边煤炉只剩一点余火。
长桌上堆着牛皮纸材料，每个座位前摆着搪瓷茶缸。
生产统计表一份接一份送进来，航空、动力、船舶和几家重点工厂的数据，被红蓝铅笔划得密密麻麻。
今天讨论的不是某一台机床。
而是未来几年高精度加工设备到底怎么走。
国外设备要不要买，买多少，哪些必须自己做。
有限的外汇该花在整机上，还是先买测量仪器、材料和关键元件。
这些话落到纸上只有几行，落到工厂里，却关系着几十条生产线和一批国防任务能不能按期交付。
会议开始不久，一名军工配套单位代表便把一只金属盒放到桌上。
盒子不大，上面还有一块被油污浸黑的外文铭牌。
“这是进口坐标镗床上的位置反馈组件。”
“机器买回来四年，确实解决了不少急活。可去年十月读数头坏了。”
“我们申请购买备件，对方先让提供最终用途说明，又要求整套送回原厂检查。到现在，东西还没给。”
有人问道：“国内不能修？”
“拆开看过。线路封死，关键元件没有参数。机器现在还能转，可精度掉了两个等级，只能干普通件。”
“真正需要它的活，压了四个多月。”
生产协调部门的一名干部接过话。
“这恰恰说明高精度设备太少。”
“国内研制需要时间，眼下任务却等不了。我主张先引进一批，不能让工人守着图纸等三年。”
一名老工程师皱眉。
“买回来再坏呢？”
“总不能因为可能坏，就一台不买。”
那名干部没有退让。
“航空件的生产节点就在眼前，国内设备还在试制，工厂拿什么干？拿口号削钢？”
这句话说得重，却没人觉得他故意找茬。
他桌上摆着几家工厂的欠产表，每一张都是真问题。
另一名计划干部翻开报价材料。
“国外已有成熟型号，八台设备加配套，折合外汇二百三十多万美元。”
“价格不低，可若从头研制，试验、报废、改型，再算三到五年的时间，未必便宜。”
“我的意见是先买，等生产任务缓下来，再考虑国产替代。”
几名干部点头，角落里也有人低声议论。
“现成机器摆在那儿，何必非得从铁疙瘩开始啃？”
“国家外汇是紧，可时间更紧。”
主持会议的郑国梁副部长没有表态，他抬眼看向张伟。
“您一直没说话。”
“先听。”
“现在听完了？”
“听完了。”
“那就讲。”
郑国梁说道：“别讲态度，讲怎么算账。”
张伟起身走到黑板前，没有先写引进或自研。
他只写下三个字，第一本账。
“采购账。”
“八台整机，报价二百三十多万美元。加海运、保险、基础施工、恒温间、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实际落地不会低于二百七十万。”
计划干部点头。
“这一项我们算过。”
张伟又写下第二本账。
“十年使用账。”
“报价单附带的标准备件，只够两年正常消耗。”
“第三年起，主轴轴承、反馈元件、控制板、液压密封件都要另买。”
“按现有合同条件，十年备件和技术服务费用，至少还要花首购价的四成。”
有人皱眉。
“四成是不是高了？”
张伟指向军工代表带来的金属盒。
“这是正常供应时的数字。”
“若对方要求整机返厂、审查用途、派员检修，四成打不住。”
他又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数字。
“八台设备，每台每年按两次计划外停机计算，备件平均到货四个月。”
“其中三台用于生产关键件。只要一台停下，前后工序都要重排。”
“机器停一天，损失的不只是电费和一个工人的工时。”
“刀具、夹具、已排产毛坯、后续热处理窗口，全得跟着变。”
“这笔停产损失，采购报告里没有。”
议论声小了。
张伟转身写下第三本账。
“断供账。”
“机器可以买，备件可以买。”
“难道别人不卖的时候，国家的生产也跟着停吗？”
一句话落下，会议室彻底安静。
刚才主张直接购买的几个人，脸上也没了轻松。
张伟没有趁势把进口说成错误。
“急需设备，该买就买。”
“工厂等着干活，不能拿三年后的样机解决下个月的任务。”
“可如果只算买机器的钱，不算十年怎么用，更不算哪天别人卡住备件怎么办，那不是计划。”
“那是把国家生产线的开关交给别人。”
生产协调干部抬起头。
“可国内短期造不出来，也是事实。”
“我没否认。”
张伟拿起设备目录。
“我反对的不是引进。”
“我反对买完以后，把包装箱一拆，就觉得事情结束了。”
“那您主张怎么分？”
“分三层。”
张伟重新拿起粉笔。
“第一层，生产急需。”
“现有设备干不了、国产型号短期补不上的，可以引进。”
“但合同必须同时谈备件比例、技术资料、人员培训、故障诊断和替代元件目录。”
“同类设备尽量避免单一来源。宁可少买一台，也要把几年内最容易坏的东西配足。”
“第二层，引进消化。”
“每引进一种设备，必须同时成立消化小组。”
“机械、控制、工艺、测量、维修人员都要进。”
“不是围着机器照相，也不是抄一遍说明书。”
“要把材料、精度链、故障间隔、易损件和维修条件逐项拆开。”
“能国产的先国产，暂时做不了的列入攻关清单。”
“第三层，核心命门。”
“高精度主轴、回转支承、测量反馈、控制系统、补偿方法和关键工艺，不能等别人停售以后才想起来研究。”
“这部分必须提前布置。”
计划干部追问：
“这样摊子会不会铺得太大？”
“所以要列清单。”
张伟说道：“不是看见国外有什么就仿什么。”
“先找断供后能让整条线停下的部件，再找国内已有基础、两三年内能突破的项目。”
“钱少，就先砸在命门上。”
这时，后排一名年轻技术员站起来。
他手里拿着一本进口设备停机记录。
“张司长，我有不同意见。”
不少人回头看他。
年轻技术员有些紧张，却还是把记录本送到前面。
“我们厂有十七台进口设备，去年平均完好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
“即便备件贵，利用率也比多数国产试制设备高。”
“如果为了防止未来断供，限制眼前引进，会不会反而损失更大？”
会议室里有人替他捏了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