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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四月中旬的南昌城,樟树叶子被连日阴雨泡得发黑,青石板街上泛着冷光。半个月前,上海宝山路的枪声顺着沪杭线一路向南传,南京、杭州、安庆、南昌,凡是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城门楼子,一夜之间都换上了“清党”的布告。
沈砚之的第三混成旅,就驻在南昌城外顺化门外的大校场。
天还没亮,旅部值星官跌跌撞撞撞开中门:“旅座!城里动了!警备司令部把二纵队的政工处围了,林秋月她们还没撤!”
沈砚之正站在地图前,指尖按在赣东山脉的褶皱上。他今年三十九岁,鬓角已经染了霜色,北伐攻克南昌时程振邦还在他身边笑骂“老沈你这书生到底熬成老帅了”,可武昌一战后,身边那把熟悉的马刀再也没出过鞘。他没回头,只问了一句:“特务营集合了没有?”
“一营已经在西大街接上火,可警备司令部的杜凤举放了话——凡窝藏**者,以通敌论处。咱们要是硬抢,他就电告南京,说你沈砚之哗变。”
沈砚之慢慢转过身。桌上摊着两份电报:一份是南京总司令部昨日发来的“清党密令”,另一份是武汉方面未署名的急电——“念旧谊,勿附逆”。他伸手把南京那份翻过来,面朝下扣在桌上。
“传我的令。”他声音不高,像在山海关风雪里说话那样,一字一顿,“第三混成旅守土安民,不干涉地方党务。但政工处那二十七个学生、六个伤兵,是我沈砚之请来办识字班的。今天谁敢动他们一根头发,就是动我沈砚之的脑袋。”
值星官咽了口唾沫:“旅座,这可是逆令啊。”
“逆令总比逆心好。”沈砚之摘下军帽,露出额角一道旧疤——那是山海关城门上留下的,“我十八岁跟着先父举旗,为的不是换一个皇帝坐金銮。程振邦在武昌城头怎么死的,你忘了?”
营门外马蹄声急。
林秋月是从城里冲出来的。她一身灰布学生装,袖口撕了一截绑在左臂止血,怀里死死搂着一只铁皮文件箱。马还没停稳,她就滚下马鞍,膝盖磕在石阶上,血顺着小腿往下淌。
“沈将军!”她仰起脸,脸上全是烟灰和泪痕,“政工处被围了,印刷所的老周挡在门口,被打穿了肺……还有十二个同志困在后院,杜凤举的人架了机枪。”
沈砚之两步跨下台阶,一把将她拎起来:“伤在哪?”
“没事,擦破皮。”她把文件箱往他怀里一塞,“这里面是赣东十二县的农协名册和伤员转移名单,你别管我们,带着它走。你留在南昌,迟早被他们卸磨杀驴。”
沈砚之没接话,扭头吼:“卫生队抬担架过来!特务营二连跟我进城,三连堵住顺化门,不许警备司令部放一兵一卒出城!”
“旅座!”参谋长何甫臣从后头追出来,压着嗓子,“杜凤举背后是何应钦的人,你今天踏进南昌城,明天南京的查办令就到。”
沈砚之勒住马缰,回头看他:“甫臣,你跟了我多少年?”
“十一年,从山海关算起。”
“那你该知道,我沈砚之这辈子只跪两样东西。”他抬手指了指天上,又点了点心口,“一样是阵亡兄弟的牌位,一样是老百姓递过来的饭碗。清党令杀的是办农会、教夜校、给伤员洗伤口的人——这些人要是反革命,我沈砚之就是反革命的祖宗。”
说罢一夹马腹,亲兵队八十骑卷着泥水冲进南昌城。
西大街已经乱成一锅粥。
警备司令部的兵把“觉悟书局”前后门堵死,书局二楼窗台探出几条枪管,偶尔响一声冷枪。街两边铺子全上了门板,只有卖馄饨的老汉蹲在檐下,看见沈砚之的马队过来,哆哆嗦嗦端起一碗热汤:“沈旅长,喝一口再打吧……”
沈砚之没接碗,翻身下马,从腰间抽出程振邦留下的那把马刀。刀鞘是旧牛皮的,刀刃却磨得雪亮。他单手举刀过顶,朝书局大门一指:“第三混成旅的兄弟听好——前面困着的是我沈砚之的客人。今天要么我把人带出来,要么我和他们一起埋在西大街。”
特务营都是跟着他从山海关、从云南护国、从汀泗桥一路打过来的老兵,没人犹豫,八十杆枪同时拉开枪栓。
杜凤举的副官从街角转出来,举着白手套喊:“沈旅长,杜司令请你赴宴。”
“告诉他,”沈砚之眼皮都没抬,“宴席我吃过了,他要是肯把机枪撤了,我请他吃顿断头饭。”
话音没落,书局后院传来一声闷响——是手榴弹。紧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和木板断裂的声音。沈砚之脸色一沉,刀尖往前一送:“冲。”
这一仗打了不到一刻钟,却比汀泗桥还险。
警备司令部的兵大多是收编的北洋旧部,枪法稀松,但占着街垒和机枪。沈砚之没让部队硬冲,而是分三路:一路佯攻正门,一路绕后墙登屋,他自己带十二个人从隔壁染坊破墙而入。墙塌的瞬间,他第一个跳进后院,正撞上两个兵把刺刀捅向一个抱孩子的女教员。
马刀横削,一条胳膊飞出去。
血溅在他眉骨上,他连眼睛都没眨,反手一刀劈开第二个兵的步枪枪托,左手把女教员和孩子揽到身后:“蹲下,别抬头。”
后院里横七竖八躺着七八具尸体,一半是警备司令部的,一半是政工处的年轻人。十七岁的印刷学徒阿炳靠在井台上,肚子上豁开一道口子,肠子往外流,手里还攥着半张没印完的《农民快报》。沈砚之蹲下去,把自己的绑腿扯下来压在他伤口上。
阿炳咧嘴笑,牙缝里全是血:“沈将军,报上……写着呢,地是咱自己的……”
手垂下去的时候,沈砚之没动,就那么蹲着,直到林秋月从屋里扶着墙走出来。
“十一个人。”她声音哑得像砂纸,“老周没了,阿炳没了,还有两个女同志被拖走前吞了文件。”
沈砚之站起来,把马刀插回鞘,刀柄上程振邦刻的“不负”两个字被血糊住。他走到院中那根旗杆前——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流弹打了三个窟窿,耷拉着挂在绳上。他伸手把旗子解下来,叠好,塞进怀里。
“走。”他说,“回顺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