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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恪这个人，他了解得不算深。但有几件事他清楚：这个人不喜欢被机构套牢，不信任任何把“大局”当挡箭牌的表述，而且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节点——项目叫停、数据封存、结论还没出来。
他贸然去谈，很容易给对方一个“曾氏在等结果出来好下注”的印象。
他把沈恪那封邮件放着，没有立刻回。
他打电话给母亲。
电话接得很快，背景里有轻微的布料摩擦声，应该在布展现场。
“怀瑾。”
“妈，”他说，“沈恪那边，你现在联系方式还通吗？”
短暂的停顿。
“通。他上周还发了一条消息给我，说基金会资助的事他看到了。”
“他怎么说？”
又是一个停顿，比上一个长一点。
“他说，谢谢。”母亲的声音平静，“就两个字。”
怀瑾在椅背上靠了一下，右手的食指无意识地在桌沿叩了两下，停住。
“他现在项目暂停了，”他说，“我想见他，但不想给他压力。”
“那就不要先谈项目，”母亲说，声音里带了点什么，不是建议，更像是提示，“他是一个先把事情想清楚才开口的人。你们两个谈，你得先让他感觉你没有议程。”
“我有议程，”怀瑾说。
“我知道，”母亲说，“但你要让他先开口。”
他挂了电话，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写了两行字，然后划掉，重新写：
“不是收购合作，不是等结论，是想看看这个人在想什么。”
划掉。
再写：
“见一面，别急。
那封回信最终在下午四点发出去，只有一句话：
“方便的时候，约个时间，不用带议题。”
他没有说“代表曾氏”，没有附上任何附件，没有提基金会，没有提研究资助。
就这一句。
然后他把电脑合上，起身去了集团四楼的数据分析室，让庄柳把深海农业技术评估报告给他过一遍。
报告很厚，庄柳翻到核心技术参数那页，食指点着其中一行数据说：“这里，声波频率介导的海洋微生物群落控制，理论模型是通的，但实验规模太小，离真正的工程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
“多长？”
庄柳想了想，说：“乐观的，三年。现实的，五到八年。”
怀瑾没有皱眉，也没有点头表示认可，只是说：“继续看。”
他们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两个半小时。
等走出来，外面的走廊灯已经亮起来，透过玻璃幕墙看出去，城市的轮廓在夜色里缓慢变蓝。
庄柳抱着报告，跟在他旁边，问：“怀瑾，你为什么那么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
他走了几步，没有立刻回答。
走廊末尾有一扇窗，他在那里停下来，看着外面的城市，说：
“我不确定。”
庄柳愣了一下。
“那你——”
“但我确定另一件事，”他转过来，看着她，语气很平，“不做这些，将来更不确定。”
庄柳安静了一会儿，把报告夹得更紧了一点。
他没等她回答，就已经往电梯方向走了。
脚步不快，但也没有停顿。
像是已经把那个答案搁下了，要去处理下一件事。
他的笔记本还在书桌上，最后那一行字还在那里，没有划掉，没有加注：
“见一面，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