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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条国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一个反战集会上。一个背着吉他的女学生唱了头两句，
星条国几家电台也播。有个深夜节目的主持人播完歌，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这歌不是咱们这儿写的。但它是写给咱们听的。”
当晚，电台罚款通知就到了。
第二天，他又播了一遍。罚款翻倍。
第三天，别的电台跟着播。
后来有个段子，说星条国大兵在越南丛林里，从缴获的半导体里头一回听见这歌，听完跟战友说：“这歌比国歌管用。国歌催命，这个催回家。”
段子真假不知道。歌是传遍了。
书是最后出来的。
老顾和苏曼带着人，写了几个月，出了《另一个星条国》。从贫富分化写起，写到种族矛盾，写到政治献金，写到越南战争的花销和死伤数字。
所有数字都有出处。每章后面列着一串注释，出处全是星条国自已的统计年鉴、听证会记录、报纸报道。
书先在牛牛家出版，然后是高卢鸡家，然后是欧洲十几个国家。一个月译成十二种语言。
巴黎有家书店，把书摆在橱窗里，旁边立了块小牌子：“本店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也是本店最不受某些使馆欢迎的一本书。”
卖的越好，星条国越难受。
因为没法反驳。数字是他们自已统计的，听证会是他们自已开的，照片是他们自已登过的。
顾谦跟林建说：“我写了三十年小说，头一回写东西不用编。爽得很。”
林建说：“那你多写点。写这个比写小说挣钱。”
老顾愣了。
“这书在国外的版税，”林建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单据，“电影厂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顾摇头。
“意味着笔杆子也能创汇。”林建把单据放下，“工厂、油田在挣外汇，你们的笔也能。以后谁再说文化人不生产，你把这个甩给他。”
这话传到文化口，传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风向彻底变了。
《灯塔下的阴影》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一路放过去，票房和评论两头都赢。
伦敦的报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南美有个国家的首都，大学生游行时用西班牙语唱《妈妈的信》，唱的整条街都是。老罗听说后，头一个问题是：“他们唱跑调了没有？”
翻译说：“跑了。跑的还挺厉害。”
老罗急了：“那不行！我把谱子改成简谱，让他们照着唱！”
苏曼拦他：“老罗，人家有自已的唱法。歌传出去了，就不归作曲家了。”
老罗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调也是唱。比没人唱强。”
南美一家老电影院的放映员记了一笔账，说这片子放了二十九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是穷人，散场的时候没人说话，都低着头走。
有个老人看完“情报机构策划政变”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没动。放映员去问他，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这一段，我们这儿就演过。”
东京的影院门口排长队。记者拦住一个刚散场的年轻人问感想。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我们离他们太近了。”
什么意思，亚洲人都懂。
龙国自已家里也放。公社的放映队扛着机器下乡，露天挂银幕，男女老少搬着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里头，星条国的警察拿高压水枪冲游行的人。看到这儿，人群里有个老大爷“啧”了一声：“这水枪，比咱们村浇地的高压泵还冲。”
旁边人笑。笑着笑着，都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