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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2005年9月发行。磁带800万盒,C500万张,合计1300万。
最后一张专辑发行至今只有半年。
两名记者核对三遍,算出内地总数。磁带,1亿1200万盒。C,2630万张。合计,1亿3830万张。
表格最后加了两行明:以上数据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及任何海外地区。所有磁带与C复制生产,均持有文化局核发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备案号完整,可逐批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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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着电脑屏幕,许久之后问道:“这要是发出去,别人会不会觉我们在造假?”
同事拿起桌上那叠复制委托书,拍了拍:“不信可以来查。文化局有备案,白天鹅有发行记录,复制厂有生产记录,郑辉的公司有版税账。这不是谁接受采访时随口的销量,这是从一张一张审批文件里加出来的。”
白天鹅老员工在旁边补了一句:“你们最好写清楚,这还不包括赠品和宣传盘,也没把盗版算进去。”
“正版已经够吓人了。”
记者保存表格,又备份到软盘。当天晚上,数据通过传真与电子邮件同时发回上海。
《滚石》中文版编辑部收到表格时,已经是晚上九点。
办公室没人下班。
主编站在打印机旁,看着纸张一页页吐出来。
第一张是汇总表。
第二张是数据明。
第三张开始,是随机抽取的备案文件复印件。
副主编拿计算器重新加了一遍:“1亿3830万,没错。”
数据编辑靠在桌边,盯着《中国风》那一行:“一张华语专辑,内地3450万正版。”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他接过计算器,按了几个数字,“2003年,中国一年的C总销量也就是5000多万张。《中国风》一张专辑的C是650万,超过全国市场的八分之一。还不算它的2800万盒磁带。”
“郑辉是不是已经超过邓丽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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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内地数据就超过了。”
“张学友呢?”
“也超过了。”
主编却没有急着下结论:“先别写。华语销量不能只算内地,邓丽君和张学友的主要市场在港台和东南亚。我们还缺郑辉的海外华语数据。”
“香港环球那边已经回信,亚太市场部明天给。”
“英文专辑呢?”
香港环球唱片给出的数据,比白天鹅简洁多。
统计范围,仅限中国内地以外的亚洲市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泰国及其他有正式发行渠道的地区。
不包含中国内地,也不包含三张英文专辑的全球销量。
《倔强》,约300万张。
《浮生》,约500万张。
《半生》,约1100万张。
《余生》,约1300万张。
《中国风》,约140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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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约650万张。
合计,约5250万张。
其中绝大多数为C。港台和亚洲发达市场在2000年前后已经基本淘汰磁带,少量磁带销售分散于东南亚个别地区,数量不足以影响总数,因此在汇总中忽略不计。
《中国风》是海外华语市场爆发力最强的一张。
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提名和获奖,让它突破了传统华语唱片的销售边界。除了港台、新马、日韩,大量生活在欧美的华人也通过环球唱片全球渠道购买。
但为避免和英文专辑全球数据产生统计口径混乱,中文版编辑部最终将欧美华人购买的部分统一并入环球海外华语统计,由亚太区提供去重后的估算结果。
香港环球的负责人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是实际出货与终端监测综合数据,不是宣传口径。”
数据编辑问:“有没有可能重复计算?”
“没有,内地由白天鹅发行,内地以外亚洲由环球各分公司发行,渠道是分开的。英文专辑使用全球商品编码,也和华语专辑不是同一批产品。”
“退货计算了吗?”
“计算了。”
“盗版呢?”
电话那边笑了一声:“正版统计怎么可能算盗版?郑辉在东南亚和港台的盗版销量,恐怕不会比正版低。但那部分没有准确数据,我们也不会拿来宣传。”
“好,明白了。”
挂断电话,数据编辑把海外华语销量填入总表。1亿3830万,加5250万。1亿9080万。这还没有算英文专辑。
第二天凌晨,美国环球音乐总部的数据发了过来。文件抬头是环球音乐集团全球发行与财务结算中心,统计周期截止2006年3月。
只有三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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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a》,2002年12月发行。全球销量,3200万张。
《》,2004年8月发行。全球销量,3000万张。
英文专辑计,1亿400万张。
文件附件里还有各大市场的占比和认证记录。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南非、巴西、墨西哥……
密密麻麻,铺了十几页。
《》发行只有一年半,已经达到300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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