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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从古代起就无比特殊的群体。
唐朝有各种问题，其中宦官问题，也非常严重。
贞观初期，李世民对于宦官的控制力度还是极大的。
他规定了，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就算是长官内侍，也就只有四品。
宦官的职责，也基本都避开了政务。
他本人，对宦官的控制，是极为严格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把后面宦官的问题，扣在李世民身上？
这还得从李世民分化外相权力说起。
又回到了那个话题。
分化相权的本意，是加强皇权。
在厉害的人手中，这部分抢过来的权力，可以用得很好。
但这都是李世民以自身情况做准则而构思的东西。
就问你一句话。
历史上，有几个李世民？
有多少皇帝，能力能够得上李世民的水平？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说，朱元璋是对自己的制度过分信任。
那么李世民，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天底下像他这样水平的统治者，当真是凤毛麟角。
回到内廷、外朝的话题上。
李世民分化相权，就是在做减法。
然而对于能力不及他者，这部分做掉的减法，肯定要从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而外朝找补不了，就只能从内廷出发。
巧合的是，李世民留下了现成的模板。
对咯，就是内廷机要。
当皇帝发觉，外朝的宰相碍事，或者不听话，那咋办呢？
好办，从内廷选人，补充上去。
李世民的时期，宦官被压得很死。
可是在内廷补位这块，后来者就不是李世民能管得了的了。
他们发现，“诶，太宗留下来的这套东西，真好用！”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宦官再次登上权力舞台，成为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么看来，好像不应该是李世民埋下的锅，对吧？
至少，李世民又没让宦官膨胀。
可账不能这么算。
本质上还是李世民开启了群相制之后，并没有将最后权力收束的方案给拿出来。
李世民将皇帝近臣与外朝重臣的划分，给搞模糊了。
虽说李世民没有直接给宦官“开门”，可他是直接拆了外朝相权的制度性围墙啊。
权力内外，总共就这么两块。
外朝权力要找补，只能从内廷里面出人。
你看，这才是结构性制度损毁后，带来的巨大隐患。
偏偏，李世民对这些其实并没有多少在意。
无非就是由宦官、翰林，亦或者外戚、藩镇来填补权力空缺。
总之，这个权力结构性的缺陷，就是出自李世民之手。
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玄宗用高力士，肃宗用李辅国，德宗用宦官神策军。
其实这些都是后来人沿着李世民的成功路径，顺着结构性制度缺陷的逻辑，自然而然的走的。
从更大的层面来阐述。
那就是秦汉之后，李世民用群相制开启了权力中枢完全服务于君王的先例。
没错，秦汉时期，丞相制度为代表的外朝权力，是能够与皇帝相互制衡的。
而在李世民之后，外朝权力就逐步成为了皇帝的治国工具。
从二元并立，到一元中心。
哪怕到了唐之后的宋朝，说起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然而，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也只有参与权，而没有决策权。
真正掌握决策权的，依旧是皇帝。
你看，这就是李世民在无形之中，改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