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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苏联吗？”他问。
“没有。”
“我也没有。”哈罗德说。“但我认识去过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回来后，有的沉默了，有的更坚定了，有的两个都占了。沉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说，说了别人也不信。更坚定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东西是暂时的，是路上掉的泥，擦掉就行了。路是对的。”
“如果路是对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掉下去？”埃德蒙问。“不是因为路不对，是因为修路的人不在乎有人掉下去。他们觉得掉下去的人本来就不该上路。”
哈罗德看着这张年轻的脸。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木柴在火焰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火星从炉膛里飞出来，在空中亮了一瞬，然后灭了。
“你说中国不一样。”哈罗德说。
“中国不是不一样。中国是不得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的农民太多了。你不可能跳过四万万农民去谈革命。你跳不过去，你只能带着他们走。你走得快，他们就跟得快。你走得慢，他们就等。你不能把他们丢下。丢下了，你就不是他们的队伍了。不是他们的队伍，他们就不跟你走了。没有农民的中国革命，叫什么中国革命？”
“所以你相信农民会自己站起来。”
“不是相信。是我见过。”
哈罗德的眉毛动了一下。“你见过？”
埃德蒙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落在壁炉里不断变化形状的火焰上。
“我见过一个人。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他种了一辈子地，被人收了一辈子租。交了租剩下的，不够吃，吃不饱也得种，不种连剩下的都没有。后来有人来了，跟他说这块地以后是你的了，你种多少收多少都是你自己的。他不信。他见过太多骗子了。那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一次都说‘这次不一样’。他不想信，但他想试。他试了。那一年他打了比别人多的粮食，不是地变好了，是他肯下力气了。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地里的东西不一样了。从那时候开始，他信了。不是信那个人说的话，是信那双手。他自己的手，能在地里刨出东西来的手。”
他抬起头，看着哈罗德。
“这就是中国。不是主义，不是理论，不是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是四万万个这样的人，在地里刨食，被人踩在脚底下，踩了几千年。他们早就想站起来了，只是在等一个人告诉他们‘你可以站’。不需要给他们枪，不需要给他们钱，只需要告诉他们‘这块地是你的’。他们自己就会站起来。”
哈罗德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里，埃德蒙的眼睛里映着壁炉的火光，一小簇一小簇地跳动着。
“你说得好像你已经看见结果了。”哈罗德说。
“当然……我没看见结果。我看见的是方向。”
“方向有用吗？方向走不到头，和没有方向有什么区别？”
“有。”埃德蒙说。“你知道你在往哪走，就算走不到，你也是往前走。不知道方向，你只是在原地转圈。转了一辈子，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还在原来的地方。”
哈罗德点了一根烟。火柴在他指间亮了一下，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他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被壁炉的热气卷上去，散在空气里。
他眯着眼睛，看着那些烟雾从浓变淡，从有到无，最后什么都不剩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
“也许我们说的不是两个国家。是两条路。一条是从上往下走，一条是从下往上走。我们都在找那条能走通的路。你从上往下看，看见的是结构、是系统、是那些可以被测量和计算的东西。效率，速度，产能。这些是可以握在手心里的。你从下往上看，看见的是人。饥饿的人，疲惫的人，被踩在脚底下、脸贴着泥土、连喊都喊不出声的人。你说他们终有一天会站起来。你凭什么？”
“凭他们还在种地。”埃德蒙的声音不高，“凭他们被踩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放弃那块地。凭他们还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不用再等的人。”
哈罗德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头碰到玻璃底，发出一声嘶哑的叹息。
“你觉得那个人是你？”
“不是。”埃德蒙说得很干脆。
“我只是其中一个铺路的。路铺好了，别人走。走的人多了，路就宽了。宽了以后，后面的人就不用再铺了。他们只管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哈罗德看着他，想起了什么。
“你走的是哪条？”哈罗德问。
“我走好了。”埃德蒙坚定地说。
“你想让我跟你走？”
“不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走到同一个地方了，就一起走一段。走不到，各走各的。不丢人。”
哈罗德把烟盒拿起来，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他含着那根烟，烟嘴被口水浸湿了，软了，他才把它取下来，塞回烟盒里。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走的这条路不通了呢？”他问。
埃德蒙把面前的书拿起来，收进包里，拉好拉链。
“那就换一条。路不是面子，面子是可再生资源，而路是脚踩出来的。
这条走不通，就走那条。那条走不通，就再换。一直走到走不动为止。走不动了，就坐下来，让后面的人接着走。”
哈罗德没有再说话。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窗外有风吹过，把树枝吹得沙沙响，影子在玻璃上晃来晃去。
那之后不久，哈罗德去了西班牙。
西班牙内战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国际纵队在撤退，佛朗哥的军队在推进。他去了，待了几个月，看到了很多他不想看到的东西。
街头的尸体，被炸毁的教堂，躲在废墟里不敢出来的老人和孩子。他看见一支队伍从远处走过来，旗子破了，旗杆断了，但他们还在走。
他站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过去。没有人说话唱歌，也没有人喊口号。他们只是走着。鞋破了，脚磨出了血，他们在石板路上留下一串一串深褐色的脚印。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脚印，从近到远，从清晰到模糊，最后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他想起埃德蒙说的那句话。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替农民铺路，也不确定自己铺的是不是他们想走的路。他只觉得自己也应该走。
从西班牙回来后，他进了军情六处。
一切是那么顺利，他是贵族出身，父亲在英国印度政务部当过高官，英德联谊会会员的身份和与法西斯的关系都是他的保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