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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看到此处，眉头微微皱起。
他在文书上批：年齿丁中，以貌阅为准，不得虚报。着三事曹择日，赴该庄重新貌阅，逐一貌阅，验其年貌，更正籍账。家生奴婢，须有契券为凭，无据者，不得擅改良籍。
再翻一页，是第四件。
这一件，牵扯到一个逃奴。
城外某里，有一户人家，祖上本是某位国公府的奴婢，后来辗转脱了籍，在乡下落了户，几代人下来，早成了正经的编户，纳粮当差，一样不缺。可国公府那边，不知怎的翻出了陈年的旧契，硬说这一户还是府里逃出去的家生奴婢，要把人一家子收回去。三事曹的人到了，两边各执一词，僵在那里。
文书上，里正和邻里都作了证，说这一户在村里落户多年，早已是良民。
文安提笔批道：良贱之别，以现籍、契券为准。其户既在县司编户多年，纳赋当差，旧契又无确据可凭，不得擅指为逃奴、夺其良籍。着三事曹调取历年籍账勘合，若验明属实，仍依良民编管；国公府若有异议，可具状赴雍州申诉，不得径自拿人。
他放下笔，心中清楚，这一件比前的更烫手。
一边是国公府，一边是落户多年的良民，他夹在中间，稍有偏颇，便要得罪一头。可他不能因为对方是国公府，便眼睁睁看着一户良民，平白叫夺了籍、贬成奴婢。那样的事，他做不出来。
一件一件，他批了好几件。
批到后来，文安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心中却并不轻松。
他心里清楚，他这些批复，写在纸上容易，真要落到实处，难。
哪一个庄子背后，站着的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一个长安令，公文来回地发，人家接与不接，办与不办，都在两可之间。真把人逼急了，申状递到上面去，最后为难的，还是他自己。
可再难，也得办。
这人口清查，本就是从这些权贵嘴里，把吞下去的人丁、赋税，一点一点抠出来。若只挑软柿子捏，见了硬骨头便绕着走，那这清查，清到最后，也不过是清了些无权无势的寻常百姓，反倒叫权贵们看了笑话。
文安在心里，慢慢有了计较。
他不打算硬碰硬。眼下先把文书、证据都做扎实了，一桩一桩，有理有据地摆出来。
能谈的，谈；谈不拢的，便往雍州那边递，往朝廷那边报。他如今好歹还握着韦挺这条线，又有圣旨在上面压着，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稳，便不必先怯了。
他心中也清楚这清查背后的分量。
这一桩差事，看似只是核一核户口，实则动的是国本。
朝廷的赋税，从哪里来，从一户一户的人丁、田亩上来；朝廷的徭役、兵役，又从哪里来，也是从这一册一籍的户口上来。
多少人丁叫权贵们荫蔽、隐匿了，便等于多少赋税、多少力役，凭空流失，进了私人的门，国库却空着。
长此以往，国家的底子，便要被一点点掏空。
李世民这一回下了决心，要把这账理清楚，把流失的人口、赋税，重新纳回版籍，为的是江山的根基。他这个长安令，办的虽是京畿一县的差事，干系的，却是这盘大棋。
想明白了这一层，文安便觉得，自己受的那些为难、那些夹板气，也不是没有来由。他不是在替自己争什么，他是在替这件公务差事，往前一寸一寸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