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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是一个被盛唐余晖笼罩，却处处透着疲惫的时代。
天宝年间那场惊天动乱，像一把重锤，敲碎了长安的繁华梦。昔日万国来朝的帝都，宫殿依旧巍峨，可市井之间，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安稳。藩镇割据的苗头一点点生长，赋税层层加码，底层百姓挣扎在苛政与战火的夹缝里。诗坛之上，李白、杜甫的光芒已经落幕，后辈文人站在巨人的影子下，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有的人追随杜甫，沉心书写家国离乱；有的人偏爱清丽小诗，描摹风月山水。而王建，将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把市井小民、底层兵士、深宫宫女的悲欢，一字一句写进乐府诗。
王建，字仲初，生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关于他的家世，史书留下的笔墨少得可怜。没有名门望族的光环，没有父辈高官的庇护，他就是出身普通寒门的读书人。后世很多人猜测，他的老家在颍川，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一带。大历年间，河南地区刚刚经历连年兵祸，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生存本就艰难。寒门子弟想要改变命运，唯一看得见的出路，便是读书。
年少时期的王建，早早背上书卷，离开家乡，四处游学。
不要以为古代读书人游学，是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浪漫旅程。对于没钱没背景的寒门士子，游学本质上是一边漂泊谋生，一边寻访名师、结交同好，寻找入仕机会的漫长苦旅。他辗转河北、山东一带，常年客居异乡。日子窘迫的时候，衣食都难以周全。多年之后，王建在诗里回忆这段岁月：“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半世犹贫贱。”
少年时代的漂泊经历，悄悄塑造了他的眼界。那些世家子弟困在书斋，熟读经书，眼中只有朝堂功名；而王建行走在乡野之间，亲眼看见农夫春耕秋收的辛劳，目睹战乱遗孤的苦楚，听过底层百姓口中最朴素的悲欢。别人读书，读的是圣贤典籍；他读书，同时在读活生生的人间。
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爆发。叛军攻入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战火蔓延中原，天下动荡加剧。时局动荡，科举之路愈发艰难。寒窗苦读多年，无数读书人困在考场之中，耗尽青春。王建看着纷乱世事，做出了当时很多寒门士子会选择的决定：投笔从戎，入幕从军。
这一去，便是十三年。
很多人提到唐代文人从军，脑海里浮现的是高适、岑参，驰骋边塞，写下大漠长风，豪情万丈。王建的军旅生涯，和边塞诗人的壮阔图景并不一样。他加入的军队，常年在内地与藩镇交战的区域驻扎，不是遥远的西域，却同样充斥着征人的苦难。
他不是领兵的将军，只是幕府之中的文职人员。没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却近距离接触最普通的士兵。他看见士兵长年背井离乡，戍守边疆，连年征战不得归乡；看见老兵身上伤痕累累，白发丛生，一辈子困在军营；看见士兵与家人书信难通，一别便是生死相隔。军营里的苦，不是诗词里浪漫的英雄气概，是日复一日的劳苦、饥饿、伤病，以及遥遥无期的归期。
十三年军营岁月，是他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堂课。
在幕府，他见识军队的制度，知晓底层兵士的心声。士兵不会写诗文，他们的委屈、思念、愤懑，只能口头诉说。王建静静听着，默默记在心里。这一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大量乐府诗埋下根基。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位影响他诗文创作的挚友——张籍。
张籍，字文昌，同样是寒门出身，擅长乐府，二人志趣相投，诗文经常互相唱和，后世合称“张王乐府”。两个人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诗歌不应该只用来歌颂庙堂、吟咏风月，诗歌应当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反映世间疾苦。
不过，从军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常年军旅漂泊，王建年纪渐长，鬓角慢慢生出白发。多年幕府生活，辛苦劳累，却没能换来理想中的仕途前程。人到中年，他厌倦了军营奔波，下定决心离开军队，重返长安，重新走上科举之路。
贞元年间，王建离开军营，回到京城。此时的他，已经四十岁上下。半生漂泊，青春早已耗尽。长安繁华依旧，可这座城市，从来不会轻易善待寒门中年人。
重返长安，日子依旧清贫。他在长安城郊找了一处简陋居所，闭门苦读，准备参加科举。生活拮据到什么程度？房屋破败，缺少粮食，常常需要友人接济。他在诗里自述，家中茅屋漏雨，灶头常常冷寂。旁人到了四十岁，或身居官位，或家业安稳；王建四十岁，依旧一无所有，只有满肚子诗文，以及半生漂泊积攒下来的见闻。
备考的岁月枯燥煎熬。唐代科举，进士科最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五十岁考中进士，都算年轻。四十岁的王建，在考场上，已经属于大龄考生。数次应试，屡屡落第。一次次满怀希望走进考场，又一次次失望而归。连续的挫败，消磨着他的心气，却没有磨灭他写诗的笔。
这段时间，他和张籍往来更加频繁。两人经常相聚，探讨诗文。张籍十分推崇乐府旧题，主张用诗歌针砭现实。受张籍影响，王建开始大量创作乐府诗。不同于传统古体诗，乐府源自民间歌谣，语言通俗，叙事性强，适合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当时诗坛主流风气，一部分人追捧华丽晦涩的辞藻，写诗讲究典故堆砌，追求雅致高远，不屑于把农夫、士兵、船夫这类底层人物写进诗里。在很多文人看来，市井琐事粗鄙，不配登上诗文大雅之堂。王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别人写帝王将相，他写织妇采桑；别人写宫廷宴乐，他写征人思妇。
他不刻意雕琢华丽辞藻，文字朴素直白，如同口语，却力量十足。他写《田家行》，记录农家一年劳作，丰收之后，粮食尽数上交官府，自己依旧衣食不足；写《水夫谣》，讲述纤夫常年拉船，身体饱受摧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些诗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典故，却字字戳中底层百姓的苦难。
诗作慢慢流传开来，在文人圈子里渐渐有了名气。名声有了，仕途依旧艰难。一直到元和八年，年近五十的王建，终于登进士第。
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放在整个唐代，都属于很晚的一批。半生漂泊，从军十三年，数次落第，熬过无数清贫孤苦的日夜，才换来这一张进士及第的文凭。可唐代进士及第，不等于立刻做官，还需要等待吏部铨选，等候空缺职位。
漫长等待之后，王建得到第一个正式官职：渭南尉。渭南县距离长安不远，属于京畿附近的县。县尉，一个七品小官，掌管治安捕盗。官职低微，事务繁杂。日常要处理民间纠纷，抓捕盗贼，下乡巡查，直面底层百姓。
这份工作，恰好给了王建近距离观察民间百态的机会。
身为县尉，他行走乡野，亲眼看见赋税催缴之下百姓的无奈，看见地方豪强欺压小民，看见底层民众生活的酸甜苦辣。他没有高高在上，以官员的视角俯视百姓，而是保持着文人的共情之心。他继续坚持乐府创作，一篇篇现实主义诗作陆续问世。
在渭南尉任上几年之后，王建升任侍御史。侍御史隶属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属于朝中清要小官。官职提升，得以进入京城朝堂，接触到宫廷相关的人和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创作出后世家喻户晓的《宫词》百首。
提到王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宫词》。百首七言绝句，写尽大唐皇宫之内，宫女们的日常喜乐与无尽哀愁。这组诗，也是王建所有作品里辨识度最高的代表作。
很多人会好奇：王建只是普通文官，并非身居高位，也不是宫廷近臣，怎么能把皇宫内部的生活细节写得如此真实细致？这里面，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小故事。
王建在朝中担任侍御史的时候，和宦官王守澄有往来。王守澄是唐中后期权势极大的宦官，常年出入宫廷，熟悉皇宫里大小琐事。二人同姓，王建有时候称他为“弟”。闲暇聊天，王守澄常常和王建说起皇宫里的见闻：宫女如何生活，后宫的游乐、宴会，深宫之中不为人知的细碎故事。
王建听得多了，便萌生念头，想要把这些深宫故事写成诗歌。
王守澄一开始还兴致勃勃，讲述宫廷秘闻。直到王建写出几十首宫词之后，王守澄察觉到不对劲。这些诗句，细致描摹宫廷日常，一旦流传出去，很容易被人怀疑泄露宫禁内情。王守澄内心惶恐，跑去质问王建：皇宫里的事情，是我私下讲给你听的，你怎么全部写成诗歌传出去？
王建的回复十分巧妙，不卑不亢。他说，皇宫九重，外人本难以窥探。如今诗歌写出来，天下人读了，只会觉得是我凭空想象的文学创作，不会认为是你讲给我的。一句话打消了王守澄的顾虑。
这个故事记载在史料之中，真假很难百分百考证，但可以说明一件事：王建《宫词》的内容，并非凭空臆想。依托真实宫廷生活素材，再加以文学加工，才有这一百首小诗。
要明白，历代写宫廷题材的诗文，大多只有两种路子。第一种，是站在帝王视角，写皇宫富丽堂皇，皇家威仪；第二种，写宫怨，大多是文人想象出来的空洞哀愁，辞藻华丽，人物形象单薄。
王建的《宫词》，跳出了这两种套路。
他笔下的宫女，不是千篇一律、只会哀叹寂寞的符号。他写宫女放风筝、斗花草、学吹笙，写她们闲暇时的嬉戏打闹；也写她们长久幽居深宫，年华老去，得不到君王眷顾，青春白白消耗。有热闹，有欢喜，更多的是藏在繁华宫墙之内，无声的悲凉。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是看见落花飘零，借桃花感慨。宫女被困深宫，不能拥有寻常女子成家生子的人生，只能看着桃花结子，暗自怅惘。文字清淡，余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