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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饱受科举磨难，所以格外同情那些有才却困于科场的文人。可惜当时朝政混乱，宦官把持宫廷，朝局动荡，这份奏疏，最终没有全部落实。
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唐昭宗有心重振河山，却处处被宦官与藩镇挟制。光化末年，宦官发动宫廷政变，直接囚禁唐昭宗，另立太子监国，长安皇宫腥风再起。
韦庄亲眼目睹皇权摇摇欲坠，内心无比悲凉。
他清楚，大唐的崩塌，已经近在眼前。
不久之后，王建再一次发来聘书，邀请韦庄前往西川，担任自己幕府的掌书记，也就是幕府核心机要秘书，总揽文书、谋划机要，待遇优厚，权力很重。
一边是风雨飘摇、随时可能覆灭的大唐朝廷，一边是割据一方、安定富庶的巴蜀。韦庄内心反复权衡。
留在长安，朝堂已经被各方势力撕扯得支离破碎，空有一腔抱负，却很难有所作为。前往蜀地，至少可以保全自身，还能借助王建的平台，做一些安定百姓的实事。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已经六十六岁的韦庄，下定决心离开长安，西入成都，从此扎根蜀地，再也没有回到中原故土。
刚到西川，朝廷曾经下诏征召韦庄回京城担任起居舍人。
王建爱惜人才，强行将韦庄扣留在成都，不肯放他返回长安。
自此，韦庄正式成为王建麾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掌书记的工作繁杂，军中幕府的各类文书檄文，大多出自韦庄之手。他不仅文笔出众，还善于分析时局，给王建献上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他劝说王建尽量减少对外战争，把重心放在安抚境内百姓，整顿地方吏治，积蓄蜀地实力，不要轻易卷入中原军阀混战。
韦庄经历过战火流离，深知战乱带给普通人的苦难。所以辅佐王建期间，他一直坚持止战安民的思路，尽可能保全蜀地百姓不受兵戈之苦。
生活之中的韦庄，留下了略显苛刻的记载。乱世漂泊太久，饱尝饥寒，让他格外珍惜粮食物资。史书记录，他平日里做饭，米要数着下锅，柴薪要称重，家里吃肉，几片肉都记得清清楚楚，少一片都能察觉。他有一个幼子八岁夭折，下葬的时候只用旧草席包裹，掩埋之后，还把草席收回家里，不愿意白白损耗财物。
后世很多人据此批评韦庄为人吝啬。
可放在时代背景之下，这份节俭，来源于多年颠沛流离留下的烙印。见过饿殍遍野，见过物资匮乏，才会对一粟一柴格外看重。他不是贪财聚敛，只是懂得乱世生存的艰难。在为官处事上，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家谋取私利，史书评价他“持重清俭”，为官操守无可指摘。
身在蜀地，韦庄心中依旧放不下大唐故土。
他十分仰慕诗圣杜甫，寻访到成都浣花溪边杜甫草堂的旧遗址。彼时旧址早已残破荒废，韦庄就在原址之上重新修建屋舍，居住于此，后人也因此称呼韦庄为韦浣花。
闲暇之时，他收集整理自己平生诗文，由弟弟韦蔼整理汇编成十卷《浣花集》，名字便取自浣花溪的居所。只是历经岁月散佚，如今流传下来的诗作，只剩下两百多篇。
时光一年年流逝，中原局势彻底崩盘。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传承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消息传到成都，蜀地朝野震动。
大唐已经不复存在，摆在王建面前两条路：要么向朱温的后梁俯首称臣，要么在蜀地自立称帝。蜀地一众文武大臣意见不一，韦庄作为核心谋臣，明确站出来力劝王建称帝。
韦庄向王建进言，天下藩镇混战，中原已经被朱温篡夺，大唐正统已经断绝。蜀地山河险固，户口殷实，大王手握万里疆土，民心归附，正是顺应天时，建国立号的时机。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在韦庄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王建下令蜀地官民为大唐举哀三日，之后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蜀，后世称为前蜀。
前蜀立国的整套朝廷制度、礼乐规章、律令格式，绝大多数都出自韦庄的规划拟定。六十六岁入蜀，七十二岁见证前蜀开国，漂泊一辈子的老书生，终于站上时代的权力顶层。
王建登基之后，韦庄先后担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掌管中枢机要。武成元年，公元908年，韦庄正式拜相，官拜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前蜀宰相，位极人臣。
垂暮之年身居相位，韦庄没有被权位冲昏头脑。他心里清楚，前蜀只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实力不足以进取中原。
他的施政核心，依旧是保境安民。对外，尽量不去主动挑起大规模战争，不盲目出兵争夺中原地盘，守住蜀地险要山河；对内，整顿吏治，简化政令，轻徭薄赋，安抚饱受乱世折腾的百姓。
在那个天下分崩离析的五代初年，中原连年厮杀，战火不断。而巴蜀依靠险要地形，再加上韦庄稳健的治理思路，获得一段难得的安定时光。
无数躲避战乱的百姓涌入蜀地，蜀地农业、商贸得以休养生息。前蜀短短数年的安稳局面，韦庄居功至伟。
身居宰相高位，韦庄依旧保持清醒。他明白，自己虽然辅佐王建建立新朝，但是内心深处，始终留存着对覆灭大唐的怀念。他劝王建称帝，不是想要推翻唐朝，而是看清大势已去，在乱世之中保全一方土地。他笔下不少诗词，字里行间，藏着对关中故土的无尽思念。
政治上，韦庄是务实稳重的宰辅；文学领域，他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后世把韦庄与温庭筠并称为“温韦”，同为花间派两大核心代表人物，共同收录于《花间集》当中，深刻影响后世千年词坛。
同为花间大家，韦庄和温庭筠，词风却是截然不同。温庭筠擅长浓墨重彩，堆砌华美器物服饰，辞藻秾丽，像精工绘制的富丽屏风。韦庄则擅长白描，文字清淡质朴，不刻意雕琢修饰，以浅显的字句，抒发深沉真挚的情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给出一个很精妙的评价：“温飞卿，句秀；韦端己，骨秀。”
所谓骨秀，就是不靠华丽辞藻堆砌，依靠内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温庭筠写闺阁女子，多是旁观描摹；韦庄写词，往往把自己漂泊的身世、故国的愁思，融入词篇里面。
他那五首联章《菩萨蛮》，便是最好的代表。“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通篇没有华丽的典故，语言浅白流畅。表面写江南风光绝美，劝人留在江南终老，字底下藏的却是有家不能回的巨大悲痛。不是不想还乡，是中原故土战火残破，回去只会肝肠寸断。把乱世游子的两难，写得入木三分。
一首《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以少女口吻，写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的爱恋，热烈坦荡，直白奔放，在整个唐五代词作之中，都是格外亮眼的篇章。
他既可以写缠绵缱绻的儿女情思，也可以写山河破碎的家国之悲。把诗歌的写实抒情手法融入词的创作，拓宽词的格局。在韦庄之前，曲子词大多只是酒席歌筵之上供歌女演唱的娱乐小调。韦庄把士大夫的身世感慨、故土之思写进词中，抬高词的情感格局，为之后南唐李煜，两宋词家的发展，铺下重要的道路。
诗歌方面，韦庄同样成就斐然。除了史诗一般的《秦妇吟》，他的怀古、感时、羁旅诗作，语言清朗，哀而不伤。他亲眼见证大唐一步步走向灭亡，他的文字，相当于用笔墨记录下一个王朝落幕的完整过程。
只是人生晚年，身居蜀地宰相，地位显赫，内心却依旧充满漂泊感。纵然成都浣花溪的居所清幽安稳，高官厚禄样样不缺，可杜陵故土远在千里之外，大唐故国早已灰飞烟灭。少年立志科举，中年流离四方，晚年在异乡位极人臣，到头来，终究是他乡游子。
武成三年，公元910年七月，韦庄在成都花林坊病逝，终年七十五岁，安葬于白沙之阳。
前蜀朝廷追赠谥号“文靖”，后人尊称韦文靖。
乱世之中，这样的选择，很难简单用“不忠”二字一笔抹杀。
而那首给他带来巨大名声，也带来无尽麻烦的《秦妇吟》，更是韦庄一生最好的缩影。青年时代亲历浩劫，他敢用千言长诗直面时代的惨剧；步入仕途之后，为了避开政治非议，他又不得不主动去抹除自己的这篇杰作。一个文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全部浓缩在这一件事情上。这首长诗被他刻意封存，消失千年，直到敦煌遗书出世，才重见天日，也让后人得以看见，韦庄不只有花间词的柔情，还有直面乱世的锋利笔力。
性格层面，史书记下他节俭甚至近乎吝啬的轶事。很多人读来觉得难以理解。可若是通读他的人生，就会明白，这份节俭来自无数次乱世流离刻下的记忆。见过饥荒遍地，见过城池焚毁，所以格外懂得物资来之不易。这份克制，并没有转化成贪婪聚敛，他身居宰相，却不曾大肆敛财，为官操守清白。
文学上，“温韦”并称，温庭筠开辟文人词的体裁，以浓艳华丽定下调间基础；韦庄则另辟蹊径，以清简真挚拓宽词的精神境界。如果说温庭筠是“镂金错彩”，韦庄便是“淡语含悲”。他把游子乡愁、故国哀思写进小词，让词不再仅仅是酒席间的娱乐，开始承载士大夫真实的身世与家国感慨。这一步开拓，直接启发后来南唐词，深深影响两宋词坛。
大唐覆灭之后，无数王侯将相、世家大族，随着乱世硝烟消散，名字渐渐被历史遗忘。可韦庄，一个花甲才登科，晚年在蜀地为相的异乡游子，依靠文字跨越千年时光。
少年苦读，半生落第；亲历国破，万里漂泊；暮年得志，割据为相。乱世既毁灭了他的故土，也成就了他的功业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