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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十岁的杜牧被外放黄州刺史。
黄州地处长江边上,属于偏僻小郡,远离长安权力中心。杜牧内心认定,这次外放,是李德裕对自己的排挤打压。
离开繁华京城,去往偏远州郡,换做很多一心追逐中枢权力的官员,会满心怨怼,消极度日。但杜牧没有就此躺平。既然朝堂不给自己运筹天下的机会,那就在一方地方,踏踏实实做实事。
刺史一任,手握一州民政、司法、教化的权责。到黄州之后,杜牧放下朝中不得志的怨气,全身心投入地方治理。他审理积压案件,减轻百姓不合理的徭役赋税,安抚流离的百姓,整顿地方风俗,尽量为辖下民众减轻负担。
他依旧没有放下对国家军政的关切。会昌年间,唐武宗重用李德裕,大举对藩镇用兵,讨伐泽潞刘稹叛乱。远在黄州的杜牧,密切关注战局,结合自己多年钻研的兵学,写下多条作战建议,上书朝廷。这一回,李德裕采纳了他部分谋划,战事最终取得胜利。这件事,足以证明杜牧的军事见解绝非纸上空谈。
身在黄州,公务之余,杜牧漫游山水,凭吊古迹,大量经典诗篇,就诞生于这段外放岁月。站在长江之滨,面对古战场,他写下《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支锈蚀断戟,勾起对历史成败的思索。他不直接评判英雄得失,用假设的想象,写尽世事机遇的无常。
在黄州的郡斋之中,深夜独坐,他写下《郡斋独酌》,再一次直抒胸中抱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梦想里,是希望燕赵沦陷的藩镇之地重归教化,河湟失地可以收复。只是现实之中,他只能困守江边小城,望着远方的山河,理想遥遥无期。
黄州任满之后,杜牧又接连调任池州、睦州刺史,连续七年辗转江南各州,一直在地方任职,没有机会回到京城中枢。
池州时期,江南多雨。清明时节,春雨绵绵,路上行旅之人满怀愁绪,他写下千古传诵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寥寥二十八字,把羁旅之人的落寞,写得鲜活动人。
池州长江岸边,他登临江边楼台,望着烟雨笼罩的江南,看见无数南朝遗留的古寺,烟雨之中楼台若隐若现,挥笔写下《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写景秀丽,字里行间,藏着对历代王朝崇佛奢靡的隐忧。
睦州山多水秀,山林秋意浓郁。一次出行途中,山间枫林如火,满目绚烂红叶,于是便有那首《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世人大多喜爱这诗明媚的景色,却很少体会,诗句背后是中年杜牧的心境。纵然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他依旧愿意欣赏秋日的绚烂,没有彻底陷入消沉绝望,心底还保留一份热烈的意气。
做地方刺史的这些年,杜牧一边治理州县,一边四处凭吊古迹。他写咏史诗格外厉害。过华清宫,回想玄宗旧事,便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针见血点出帝王奢靡误国。登临秦淮河,听见河对岸歌女还在演唱陈后主亡国的《玉树后庭花》,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表面写歌女,实则警醒世人,切莫重蹈前朝覆灭的覆辙。
他的咏史,不是单纯怀古伤今,每一首,都藏着现实的感慨。见过太多朝堂乱象,他把对时代的忧虑,全部熔铸进短短的绝句之中。
可风光诗篇之外,现实依旧满是苦楚。弟弟杜顗一直饱受眼疾折磨,常年病痛,让杜牧时时牵挂。远离长安,常年在江南流转,看着同辈之人有的身居要职,自己却辗转偏僻州县。他不是不渴望回到京城施展抱负,可晚唐朝堂,宦官依旧盘踞,党争反复撕扯,回去,又能改变什么?
唐武宗驾崩之后,唐宣宗继位。朝堂局势再次大变,李德裕遭到贬斥,李党失势。大中二年,在好友宰相周墀的帮助之下,杜牧终于得到机会,再度返回长安,出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之后升迁吏部员外郎。
兜兜转转,人到中年,他总算重新回到京师。可重回长安,杜牧却没有想象当中的喜悦。
重新回到京城任职,看似官阶有所提升,杜牧却很快陷入新的苦恼。
一来,京官俸禄微薄,家中负担沉重,要供养亲族,还要照料久病的弟弟杜顗,开销压力很大。二来,经历这么多年起起落落,杜牧早已看透朝堂。唐宣宗时期,党争换了一拨人,斗争依旧没有停歇,宦官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就算身在朝廷,自己依旧很难真正推行心中的治国主张。与其在朝堂做一名无法作为的闲散官员,不如再去地方,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
于是,已经身为吏部员外郎的杜牧,连续三次上书宰相,恳切请求外放湖州刺史。在很多官员拼命争抢留在京城的时代,杜牧却主动要求离开权力中心,在当时算得上十分少见。几番恳请之后,朝廷终于应允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湖州刺史。
大中四年,杜牧远赴湖州。临行之前,他登上长安城南乐游原,远眺长安城,写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末尾一句,望向唐太宗的昭陵,意蕴万千。他遥望贞观盛世的帝王陵寝,心里怀念那个强盛开明的时代,对比眼前暮气沉沉的晚唐,满是无可奈何。
湖州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到任湖州,杜牧依旧恪守刺史本分,处理政务,体恤百姓,闲暇游赏江南山水。只是岁月无情,噩运接踵而至。
大中五年,杜牧一生最牵挂的弟弟杜顗,久病不治,撒手人寰。没过多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好友宰相周墀,也相继离世。接连失去至亲挚友,接连的打击,让本就体弱的杜牧精神备受重创,身体快速垮掉。
就在这一年冬天,朝廷又下达诏令,将杜牧调回长安,升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迁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掌管诏书起草,属于清要官职,算是杜牧一生仕途的顶峰。可此时的杜牧,完全没有升官的欢喜,反而生出“流落西归”的悲凉之感,仿佛自己不是荣归,而是漂泊之人无可奈何回到故土。
回到长安之后,杜牧拿出在湖州积攒下的俸禄,着手修葺祖父杜佑留下来的樊川别墅。樊川位于长安城南,山水秀美,早年是杜家的私家园林。经历岁月动荡,早已破败荒废。杜牧把它重新修整,闲暇之时,邀约亲友到此游赏休憩。他十分喜爱这片山水,于是自号樊川居士,后世也叫他杜樊川。
经历半生沉浮,他已经看清,自己少年时代“愿补舜衣裳”的宏大理想,在这个破碎的晚唐,终究难以实现。曾经一腔热血想要修补江山,兜兜转转,到头来只能寄情于诗文山水。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败,大限或许不远。他提前嘱托自己的外甥裴延翰,自己一生所作诗文,日后由裴延翰整理编纂,文集便命名为《樊川文集》,以此纪念樊川这片土地,也纪念自己跌宕的一生。
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冬天,杜牧卧病不起,病情日渐沉重。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杜牧做了一件十分决绝的事情。他取来自己平生大量诗稿文章,亲手焚烧,大半作品就此化为灰烬。留存下来的,只是他自己筛选过后觉得值得传世的部分。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执笔,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平静记述自己的家世、仕途、半生得失,坦然交代身后之事。
不久之后,杜牧病逝于长安,终年四十九岁。
他做过京城谏官,做过幕府幕僚,辗转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多州刺史,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有风流放浪的一面,留下扬州梦的故事;更有务实仁厚的一面,每到一处地方,都尽心善待治下百姓。他写得出绮丽风流的绝句,也写得出剖析时代弊病的政论兵策。
后世常常拿他与李商隐并列,称作“小李杜”。如果说李商隐的诗歌,是朦胧幽邃,诉说身世的迷惘;那杜牧的文字,便是俊爽峭拔,带着一份清醒的历史洞察。他写风月,写山水,也写兴亡,写家国。他既是诗人,也是策士,只是时代没有给他施展全部抱负的舞台。
很多后世读者,只记住“赢得青楼薄幸名”,把杜牧简化成一个风流才子标签。可拨开风月的外壳,会看见这个人一辈子的矛盾与挣扎。
出身名门,却饱尝贫寒;心怀王佐之志,却长期屈居下位;向往建功立业平定山河,大半时光只能辗转江南州县;看透王朝的重重积弊,却无力扭转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