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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他信奉“达则兼济天下”，坚信凭借直言劝谏、文字呐喊就能改变世道，江州三年贬谪岁月，让他的人生观彻底转折，读懂后半句“穷则独善其身”。
元和十一年深秋，一个寒夜，白居易到浔阳江头送别友人。夜色沉沉，江水泛着冷光，枫叶荻花被秋风染红，席间众人饮酒无乐，气氛凄清。忽然江面传来悠扬琵琶声，琴声婉转凄苦，带着浓重京城旧韵。白居易心生好奇，邀弹琵琶的女子登船相见。
女子本是长安教坊当红歌伎，年少貌美，技艺超群，五陵少年争相追捧；岁月流逝容颜老去，权贵子弟四散离去，只能漂泊江湖，嫁与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常年独守空船。一曲琵琶弹尽半生起落，女子娓娓道来坎坷身世，白居易听罢，心中无限共鸣，提笔写下千古绝唱《琵琶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短短一句，写尽失意之人的共情。歌女被时代抛弃，他因忠直被贬蛮荒，两人命运殊途同归。诗中描摹琵琶乐声的段落堪称千古一绝，“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虚实交织，声情并茂，后世无数文人推崇不已。
江州三年，白居易没有沉溺消沉。他做了三件影响一生的大事：其一，整理自己八百余首诗作，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写下文学理论名篇《与元九书》，系统阐述新乐府创作理念，为后世现实主义诗歌树立标杆；其二，笃信佛法，时常前往庐山游览，在香炉峰下修建草堂，与山中僧人论道参禅，慢慢抚平心中愤懑，学会看淡得失；其三，反思前半生，调整处世之道，不再执着于朝堂硬碰硬，寻得“中隐”之路——不辞官归隐山林，也不跻身权力中心，寻一方地方州县，安民利民，保全自身初心。
昔日锋芒锐利的谏官，在浔阳江的秋风里，慢慢沉淀出温润通透的心境。曾经一心想要撼动朝堂，如今只想守一方百姓安稳。
元和十三年，朝廷局势稍有缓和，白居易结束江州贬谪生涯，调任忠州刺史。忠州地处巴蜀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上任之后，他摒弃过往朝堂针砭时弊的激烈，将全部精力投入地方治理。
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果树，减免苛捐杂税，亲自下乡走访村落，调解邻里纠纷。闲暇时栽种花木，记录山野民情，诗作风格逐渐转向闲适冲淡。在忠州短短两年，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离任之时，沿路百姓自发相送，依依不舍。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驾崩，新帝唐穆宗即位，将白居易召回长安，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重回京城，朝堂党争愈发激烈，牛僧孺、李德裕两派官员互相倾轧，宦官手握兵权操控帝王，白居易不愿依附任何党派，不愿参与内斗，屡次上书请求外放地方。
长庆二年，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杭州依山傍湖，风光秀丽，可当时西湖年久失修，堤坝坍塌，湖水无法引流灌溉农田，旱季百姓颗粒无收，汛期湖水泛滥淹没民居。抵达杭州，白居易第一件事便是实地勘测西湖水域，筹措人力物力，修筑环湖长堤，疏浚引水沟渠。
这条堤坝横贯西湖，蓄水防洪，千顷农田得以旱涝保收。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将堤坝命名为“白堤”，流传至今。除此之外，他减免杭州沉重赋税，整顿地方官吏，打击欺压百姓的劣绅，闲暇漫步西湖，写下《钱塘湖春行》，将江南春色写得鲜活动人。
在杭州为官三年，白居易清正廉洁，不贪分毫钱财。离任之时，他把自己俸禄大半留在官库，用作后续西湖修缮经费，只带走数卷诗文、几株荷花。百姓夹道送别，无数人捧着酒水点心相送，成为杭州千年流传的佳话。
长庆四年，白居易短暂返回长安，却依旧无法忍受朝堂派系争斗，再次主动求外放，宝历元年出任苏州刺史。苏州商贸繁华、人口密集，河道淤塞严重，水路运输、百姓出行极为不便。白居易到任后，牵头疏浚苏州城内河道，拓宽水路，便利商船往来；简化繁杂徭役，体恤手工业者与农户，减少官府盘剥。
他时常轻车简从走访市井，深入街巷倾听百姓诉求，处理政务通宵达旦，长期劳累透支身体，患上严重眼疾、足疾，行走艰难。宝历二年，病痛加剧，白居易上书朝廷请求辞官休养。离开苏州那日，全城百姓自发聚集河边，拉住他马车不肯放行，哭声连绵河道，白居易含泪作诗告别苏州民众。
苏杭两地为官岁月，是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最落地的时光。既然朝堂容不下直言，便把仁政施于一方水土，筑堤治水、减税安民，不追逐高官厚禄，只求百姓安稳。此时他的诗歌，早已褪去讽喻诗的尖锐，多写山水民生、日常闲适，文字温和治愈，却依旧藏着为民的底色。
大和元年，白居易回到东都洛阳任职，此后二十余年，基本定居洛阳，历任河南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最终官至太子少傅，世人尊称“白傅”，封晋阳县开国男。洛阳远离长安朝堂核心，官职清闲，无需卷入牛李党争，恰好契合他中年之后“中隐”的人生追求。
他在洛阳履道坊购置一处宅院，十七亩土地，三分房屋、五分池水，余下遍植翠竹、花木，园内搭建小桥亭台，打造出一座清幽园林。每日打理庭院、煮酒吟诗、参禅礼佛，过上半官半隐的闲适生活。
晚年的白居易，两大挚友贯穿余生。前期知己元稹，两人数十年千里唱和，互赠诗歌近千首，元稹被贬江陵，白居易彻夜难眠，提笔写诗寄去安慰；白居易贬江州，元稹听闻噩耗，写下“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二人心灵相通，堪称大唐文坛第一知己。大和五年，元稹病逝，噩耗传来，白居易痛哭数日，亲手为挚友撰写墓志铭，从此世间再无同频唱和之人。
元稹离世后，刘禹锡成为白居易晚年最重要的伙伴。刘禹锡半生屡遭贬谪，性格豁达坚韧，二人境遇相似、心境相通，并称“刘白”。闲暇之时，两人相约洛阳城中诗酒雅集，泛舟池水、登高观景，互相酬和作诗，留下大量闲适诗篇。刘禹锡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读后豁然开朗，愈发看淡人生起落。
晚年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时常前往洛阳香山寺参禅，出资修缮寺院，与山中僧人论佛，信奉弥勒净土，看淡功名利禄。又取号“醉吟先生”，酷爱饮酒，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写尽晚年平淡温柔的烟火气，闲来邀约好友围炉小酌，不谈朝堂权斗，只论山水诗文。
不少后世文人诟病白居易晚年沉迷享乐，家中养有数名歌伎，宴饮时常伴乐歌舞。但放在中唐时代背景下，文人官员宴饮伴乐是普遍社会风气，且白居易从未因享乐荒废政务，为官始终清廉自律，善待百姓。他一生看淡物质欲望，俸禄除日常家用，大多用于修缮寺院、接济穷苦乡人，知足常乐，即便闲居洛阳，依旧心系底层百姓疾苦。
仕途浮沉数十年，白居易看透权力虚无，刻意远离朝堂纷争。当朝权贵多次拉拢他加入党派，都被他委婉拒绝，始终保持中立，不攀附、不结党，在浑浊官场独善其身。他早已放下早年入朝匡扶天下的执念，明白个人力量难以扭转王朝积弊，转而向内寻求内心安宁，以诗、酒、佛安放余生。
晚年他耗费大量心血整理毕生诗文，汇编《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收录诗文三千八百四十余篇，是唐代诗人中留存作品最完整、数量最多的大家。他十分看重身后文章之名，直言“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深知功名利禄转瞬消散，唯有文字能跨越时光，留存人间温度。
开成四年，六十四岁的白居易正式致仕退休，朝廷发放半份俸禄，足以支撑悠闲养老生活。他彻底放下所有官场事务，常年定居香山，与僧人、隐士、老友相伴度日，诗作风格愈发淡泊通透，少了悲愤讽谏，多了人间烟火与禅意平和。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七十五岁的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家中安然离世。临终前留下遗愿，不厚葬、不铺张，直接安葬于香山寺旁，与山寺、流水、青松为伴，不必归葬祖籍下邽。亲友遵从他的嘱托，将其墓冢建于香山，后世称“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