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那天天黑之后，牛旦从部队赶回来，铁生从省城赶回来，胖丫骑着自行车连夜从学校赶来。张吉安和李淡云互相搀扶着走了两个时辰的山路，带着香烛和纸钱。孩子们跪了一院子。她坐在堂屋里，没有哭，只是一遍一遍地摸着那把剪刀——从新婚夜藏在衣裳底下，到后来压在西跨院抽屉的最深处，陪了她一辈子。她握着凉凉的剪刀，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昏过去。摸到后来才发现泪珠子打在上面全是自己的。
赵元庚葬在忠烈祠旁边，和梁飞虎的坟只隔了十几步。墓碑是他生前自己挑的，上面刻的字也是他生前拟好的——“赵元庚之墓”。没有官职，没有头衔，只有名字。旁边还空着一块地，是他留给她的，碑石早也备下了，紧挨着他的那块青碑上只刻了“铁梨花”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他拄着枪管一笔一画描给石匠的，他说不要刻赵门徐氏，不要冠夫姓，甚至不要刻徐凤志——就叫铁梨花，她一辈子都是铁梨花。
她守孝三年。三年里每天去坟前坐一会儿，有时候带一把槐花，有时候带两个他生前爱吃的柿子。不哭也不念叨，带着针线坐在墓碑旁边缝缝补补，有时候缝自己的旧衣裳，有时候缝给铁生的小褂子，有时候什么都不缝，就坐在那里看山。远处忠烈祠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响，像是梁飞虎在和什么人碰杯。
她最后的时光是在小跨院里度过的。牛旦要把她接到部队去住，她不肯。铁生说奶奶你一个人住这么大院子不害怕吗，她说不怕——你爷爷每天晚上都来烦我。
她一个人过了很多个春夏秋冬。槐树又长高了一截，月季开了又谢，院子里的青石板缝里长满了青苔。赵元庚生前在墙角种的那棵石榴树只结过一年果，后来再也不结了，她每年春天照样给它浇水。
九十二岁那年冬天，徐凤志一觉睡过去就没有再醒过来。牛旦发现的时候，她靠在床上，面朝窗户的方向，窗台上放着那把剪刀、一双没纳完的布鞋底，和一封压了半辈子的旧信——信封上两个字：天赐。
柳天赐在抗战胜利后就回来过。
那个瞎了一只眼的穷书生，终身未娶，在省城的图书馆里做了一辈子管理员。他每年清明来县城给父母上坟，都会顺道来赵家大院坐一坐。
徐凤志请他喝茶，两个人坐在廊下聊些有的没的，从来不说从前的事。有一年他来，带来一盆白梨花，说放在院子里养着吧，我就这么一个东西能送你。
她把梨花种在槐树旁边，每年春天开得雪白雪白的，和槐花缠在一起，白的粉的一树。
柳天赐去世之后，她每年清明也给他烧一炷香，和梁飞虎的一样，和赵元庚的放在一起。她这辈子欠过的人、恨过的人、护过的人，最后都摆在同一个香炉前，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牛旦把母亲葬在赵元庚旁边，紧挨着那座刻了铁梨花三个字的墓碑，和他父亲只隔几尺黄土。这是老太太生前亲自挑的位子，她说你爹一个人躺着太自在，我得在旁边看着。墓前放了两样东西——一把剪刀，一双布鞋。剪刀是她从新婚夜带到现在的，布鞋是她最后没纳完的那双。
葬礼那天满城的人都来了。能走动的都来了，拄拐的、被抬的、扶着儿孙的都来了。他们觉得该来，是因为她是铁梨花。她走的那天傍晚忽然下了一阵骤雨，山谷里腾起一片白雾，把松涛和墓碑都笼在里面。雨后出了彩虹，横跨两道山脊，一头架在忠烈祠，一头正好落在两座墓碑并排的山坡上。
满山槐花正开着。那棵石榴树枯了多年，来年春天却忽然抽了新枝，树干上还留着旧年刻下的四个字——精忠报国。铁生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来上坟，站在石榴树下，把四个字念给最小的孩子听。孩子们齐声跟着念，那声音又脆又亮，像是把铁梨花当年教牛旦读书的回响敲在石碑之间。
漫山遍野的梨花开了，雪白雪白的，像那年槐树底下落了一地的花，也像那年在硝烟里守着城门的女人头上不曾摘下的白。风一吹，花瓣漫山遍野地飘起来，往忠烈祠的方向飞过去，往虎头崖的方向飞过去，往所有她守过的山头飞过去。
赵家大院的院墙已经拆了，只剩那棵老槐树还在。每年春天路过县城的老人都说，听见风里有人在吵架。一个说你这个疯婆娘，一个说你才是疯狗。吵着吵着，声音就小了。然后是一阵很轻很轻的笑声，分不清是谁的。
那是民国乱世里一对寻常又不寻常的夫妻，一个疯了大半辈子的男人，一个烈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他们从新婚夜撞墙的鲜血里开始，在槐花满天的藤椅旁落幕，中间隔着重生也跨不过去的十八年。他们吵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最后用漫长余生把彼此的骨血揉进了同一片黄土。那只叫小凤的橘猫的尾巴，从另一个世界扫过了他们的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