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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四个人,一条板凳
信都的冬天冷得邪乎。帐篷里支着一口破锅,锅里煮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羊肉,汤面上浮着草屑和羊毛。五个人围锅而坐,酒是浊的,碗是缺口的,但没人嫌弃。
高欢坐在主位。他左边是孙腾,正往怀里揣一块顺来的盐巴;右边是司马子如,嘴里嚼着肉还在讲笑话,说尔朱兆前几天又干了件蠢事,带着兵追兔子,兔子没追着,马陷泥里了。对面是高隆之,手里捏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邺城的草图,画了几笔又用脚抹掉,重新画。高岳坐在最边上,啃着骨头不吭声,偶尔抬头看一眼锅里的肉还剩多少。
高欢看着他们,说了一句话。大意是:等将来事成了,咱们还这么围着锅吃饭。
孙腾说行。司马子如说那我得换个大碗。高隆之没抬头,说邺城得修条渠,不然城里的水不够喝。高岳把骨头放下,说了句实在话:先想想明天拿什么下锅吧。
那是创业期的样子。一条板凳,五个人挤着,谁也没比谁多占一寸。
后来事成了。板凳换成了宫殿,破锅换成了金鼎,浊酒换成了御酿。但围着锅吃饭的人,一个一个被请了出去。孙腾死得早,算善终;司马子如被关过一回,头发白了一夜,又熬过来了;高隆之被高洋命人拖出去打了,儿子们跟着一块儿没了,绝嗣;高岳死得更早,被一杯鸩酒送走,递酒的人就是孙腾。
《北齐书》后来把这四个人合在一起,给了一句话:“俱不能清贞守道。”意思是这几位,没一个干净的。这话没错。但史臣写完这句,又叹了口气,说他们本可以是北齐的萧何、荀彧。
可惜萧何、荀彧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手收回来,这四个人不知道。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其中三个——一个贪得理直气壮,一个滑得恰到好处,一个能干到让皇帝睡不着。他们一起把高欢从信都的帐篷抬进了邺城的宫殿,然后高家的下一代,在宫殿里,把他们的手一根一根掰开。
那口破锅不知道去哪了。那条板凳也不知道被谁搬走了。只剩邺城的城墙还在,漳水的渠还在,风一吹,像是有人在渠边画画,画完了用脚抹掉,重新画。
第一幕:霸府老伙计——不是宗室,不是新贵,是“跟出来的”
要理解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这三个人,得先理解北齐建国前的那套班子。
高欢这个人,起家靠的是“霸府”——一个架在东魏朝廷上面的影子政府。霸府里最核心的,不是姓高的宗室(那时候高家还没称帝,宗室这个概念还没成形),也不是后来那些汉人士族(他们来得晚,靠的是笔杆子),而是跟着高欢从信都一路打出来的那批“老伙计”。
这批人的共同底色非常鲜明:出身不高不低,能力不上不下,忠心不三不四。他们不是高欢的兄弟,不是高欢的亲戚,是高欢的“合伙人”——说是合伙人,其实是“你打天下我出力,你坐天下我分肉”的那种关系。高欢活着的时候,他们一个个位极人臣,贪的贪、横的横、专权的专权,高欢骂两句就算了,不动真格。因为高欢知道,这些人是他从信都带出来的,动一个,寒一片。
这批人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四贵”——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高岳。高岳是宗室,靠的是军功,另外三个靠的是“跟得早、干得杂、用得顺手”。高欢起兵的时候,身边没几个人,孙腾是长史,司马子如是旧交,高隆之是“从弟”——这三个人加上高岳,就是高欢的“原始股东会”。高欢坐帐中,他们四个分坐两边,大事一商量,小事各自办。
但这套逻辑到了高澄、高洋手里就不灵了。高澄接班的时候才二十出头,面对的是一群跟着他爹打过仗、喝过血酒、身上有刀疤的老叔。高澄想的是:这天下是我爹打下来的,将来是我的,你们这些老家伙,该交钥匙了。于是有了崔暹,有了御史台,有了“专打四贵”的反腐运动。高洋更狠,他连“打”都懒得打,直接“换”——换零件,换班子,换一套不用老伙计的新机器。
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就是这套“老零件”里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他们各有各的贪法、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死法,但底色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被高欢从信都的帐篷里带出来的,最后都被高家的新一代从邺城的宫殿里请了出去。
开国老臣的宿命,不是被敌人打败,是被自己人换掉。因为你不是“自己人”,你是“老自己人”。
第二幕:孙腾——四贵里贪得最露骨的那个
孙腾,字龙雀,咸阳石安人。年轻时“质朴”,懂吏事,最早跟尔朱荣入洛,后来投了高欢,做都督府长史。
他这辈子最关键的动作,是在漳水边上拽住了一个人的衣角。
高欢从晋阳出滏口,尔朱兆追上来,在漳水边饮酒盟誓,然后邀高欢过营。高欢上马要走,孙腾一把扯住衣襟,死拦。高欢没去。这一拦,拦掉了一场可能的人身扣押,也拦出了孙腾在高欢心里的位置——这个人,关键时候靠得住。你想想那个画面:高欢已经上了马,缰绳都攥手里了,孙腾从旁边蹿出来,一句话不说,先拽住衣角。高欢回头看他,他还不撒手。旁边尔朱兆的使者在等着,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但孙腾不管,他就那么攥着,攥到高欢自己琢磨过味儿来,翻身下马。这种“不说话只动手”的劝谏方式,比讲一百句道理都管用,因为它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你要去,就先把我拖过去。
第二件关键的事,是信都起兵。当时朝廷隔绝,号令无归,诸将心里没底。孙腾苦劝高欢:得赶紧立个皇帝,哪怕是假的,也得有个旗号,不然人心散了。高欢听了,拥立元朗为帝,改元中兴。这就是“信都起兵”的法理起点。孙腾不是带兵打仗的人,但他是那个在帐篷里帮高欢把“造反”翻译成“匡扶”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想想,一群人在信都起兵,对外得有个说法。说“我们要推翻尔朱氏”,听着像叛军;说“我们要匡扶魏室”,听着像忠臣。孙腾就是那个帮高欢把“叛军”包装成“忠臣”的人。他找元朗,立为皇帝,年号“中兴”,意思是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来恢复大魏的。这套包装今天看来漏洞百出,但在当时,它给了高欢一张入场券。没有这张入场券,高欢就是乱臣贼子;有了这张入场券,高欢就是“义师”。
东魏建立后,孙腾入朝,跟斛斯椿同掌机密。斛斯椿后来生了异心,孙腾先觉,连夜带十几骑奔晋阳投高欢。高欢讨斛斯椿,留他行并州事。此后一路做到尚书左仆射、司空、尚书令、司徒、太保。邺城“内外之事,腾咸知之”。
孙腾的贪,是四贵里最露骨的。
史书上说他“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翻译过来:给活人封官要钱,给死人赠谥也要钱,不给钱不办事。他干过几件特别有画面感的事:官府宴席上的银器,他顺手揣回家;任司徒时,借“寻找失散女儿”的名义,滥免奴婢近千人,不辨真伪,谁给钱谁就是“女儿”;娶了博陵崔家的养女贾氏为妾,正妻死后直接扶正,还请朝廷把前妻的封号转给贾氏所生的女儿,朝野上下都看傻了;最绝的是,他看上了平原公主,公主不愿意,想嫁封隆之,孙腾就构陷封隆之,把情敌往死里整。
这几件事,每一件单拎出来都够御史台弹劾三个来回。但你细品,孙腾的贪有个特点:他贪的东西全是“面子”和“里子”之间的东西——银器是面子,奴婢是里子,封号是面子,构陷情敌是里子。他不碰兵权,不碰人事大局,不碰“谁当刺史”这种要命的事。他贪的是“便利”,不是“权力”。这就是他能善终的原因。
高欢、高澄屡次谴责他,他认错,态度极好,改不改另说。朝野“深非笑之”,但没人动他。因为高欢需要他在邺城当耳目,需要他盯着那些汉人士族和东魏旧臣。贪就贪吧,只要眼线还在。
武定六年(548年),孙腾薨,年六十八。赠太师、录尚书事,谥“文”。天保初祭墓,皇建中配享高欢庙庭。他算是四贵里“贪得最稳”的一个——高欢用他,高澄骂他,但谁都没打算杀他。因为他贪的东西不碰兵权,不碰人事大局,他只是一个“顺手牵羊”型的贪官,不是“挖墙脚”型的权臣。
孙腾的生存智慧是:贪可以,但别贪到让人睡不着。他贪银子、贪奴婢、贪面子,唯独不贪兵权。高欢骂他,骂完还留着;高澄嫌他,嫌完也没杀。他死在了床上,配享了庙庭。四贵里,他结局最好——因为他最没有威胁。
第三幕:司马子如——四贵里最会做人的那个
司马子如,字遵业,河内温人,自称是晋朝宗室司马模的八世孙。这个“自称”水分多大不好说,但他确实是个聪明人:少机警,有口辩,善交游。
他跟高欢的关系,是四贵里最“私人”的。两人是布衣旧交,高欢处理家庭危机都靠他。
高澄年轻时跟高欢的小妾私通,高欢大怒,要废世子。满朝没人敢说话,司马子如进去了。
这件事在《北史》里记得很有画面感。高欢把高澄关起来,谁都不见。司马子如进去之后,先不提高澄的事,先跟高欢聊别的,聊着聊着,忽然说:我儿子司马消难也跟我的小妾不清不楚,这种事,家家都有。高欢一听,愣了:你家也有?司马子如说:有啊,我都没当回事。高欢沉默了。司马子如又说:高澄是世子,你废了他,立谁?立小孩?那外面那些老将能服?高欢想了想,说:那你看着办吧。
司马子如出去,让高澄翻供,改口说是诬告。强令首告婢女自缢,源头证人死掉,死无对证。回报高欢四个字:“果虚言也”——果然是假的。
司马子如从头到尾没跟高欢辩论“到底通没通”。他知道高欢心里门儿清,高欢要的从来不是真相,是一个能让全家下台的说法。他把说法造出来了。整个过程,司马子如没讲一句“大道理”,全靠“共情”——先让你觉得这事不丢人,再让你觉得这事不能闹大,最后让你觉得闹大了不划算。这套本事,高欢离不开他。
东魏中枢,司马子如干过左仆射、北道行台,巡省诸州,掌官吏黜陟大权,累迁尚书令。他的特点是:性豪爽,恃旧恩,簿领之务“与夺任情”——公文堆在案上,他看谁顺眼就批谁。公然受纳,尤好聚敛,但办事能力强,高欢离不开他。他不是纯贪臣,他是高欢用来说合、润滑、背锅、办事的多面老伙计。
高澄辅政后,起用崔暹为御史中尉,专打四贵。崔暹弹司马子如贪暴,子如被囚。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他写了一封信给高欢,这封信是北齐开国史上最动人的一封求饶信:“子如从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牸牛犊一头,犊在道死,唯角存耳,此外皆取之于人。”
翻译过来:当年我拄着拐杖从夏州来投奔你,你给我一辆露车、一头小母牛。小牛在路上死了,只剩下一对角。除了这对角,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别人那儿拿的。这话说得又可怜又坦荡——我不否认我贪,但我贪的东西,起点是你给的那辆破车。高欢心软了,写信让高澄宽宥。放出来后削官爵,出为冀州刺史。
这封信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它把“贪”这件事,从“道德问题”翻译成了“历史问题”。你高欢当年给我一辆破车,一头小牛,我拿什么活?我只能从别人那儿拿。现在我贪了,你怪我,可你当年给的那点东西,够干什么的?这封信的潜台词是:我的贪,是你欠我的。高欢看完,心软了,不是因为他认同这个逻辑,是因为他想起当年那辆露车,想起那头死在路上的小牛,想起那些一起吃苦的日子。司马子如这一手,叫“用旧情换新命”。
天保初,北齐建立,司马子如以佐命功封须昌县公,累迁司空、太尉。他曾劝高洋杀崔暹报复旧怨,高洋不许。天保三年(553年)薨,年六十四,赠太师,谥“文明”。
司马子如是四贵里“弹性最好”的一个:被整过、认过错、还能再起。他的人生曲线不是“升—降—死”,是“升—降—再升—死”。他懂得低头,懂得认错,懂得在关键时刻用一封动情的信把旧情兑换成免死牌。但他也有底线:崔暹整过他,他想报复,高洋不许,他就算了。他没有像孙腾那样构陷情敌,也没有像高隆之那样罗织仇家。他贪,他横,但他不阴。
司马子如的生存智慧是:贪可以,但要让人想起你当年那辆破车。他把自己的“旧情”变成了资产,每次要被清算,就把那对角拿出来晃一晃。高欢吃这套,高澄吃这套,高洋也吃这套。四贵里,他是唯一一个把“人情”当硬通货用了一辈子的人。
第四幕:高隆之——四贵里最像治国能臣的那个
高隆之,本姓徐,字延兴,洛阳人。身长八尺,美须髯,深沉有志气。高欢认为从弟,所以姓了高。
他是四贵里唯一一个“干实事”的人。
均田纠偏:权贵占良田,贫弱得瘠地,他启高欢“悉更反易”,重新均平。检括户口: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无数,他奏检括,一次查出五万余人。裁冗官:孝昌以后刺史太守皆立佐僚,他表请“非实边要、有兵马者悉断之”。他还自表解侍中,并请罢朝贵假侍中服饰者。这些是北齐从霸府转向正规王朝时最基础的行政工程。
这些事听着枯燥,但你细想:一个王朝要运转,靠什么?靠田赋,靠户口,靠官制。田赋要均,不然老百姓跑了;户口要查,不然当兵的人不够;官制要裁,不然吃闲饭的比干活的多。高隆之干的这三件事,就是给北齐这个“公司”建财务系统、建人事系统、建组织架构。没有这三样,高欢打下的地盘就是一堆散装的郡县,称不起“王朝”。
营建邺都:天平初领营构大将军,拆洛阳宫殿材料运邺城,增筑邺城南城,周二十五里,起长堤防漳水泛溢,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硙,利民甚多。后来还在相州监造冶铁,被后世奉为“冶炼老祖”。邺城这座北齐都城,形制、水利、军工基础,基本是他一手排布。
你想想那个画面:从洛阳拆宫殿,把木料砖石装车,一路运到邺城,再重新组装。这活放在今天,相当于把故宫拆了,用原样材料在另一个城市重建一遍。高隆之不光干了,还干得挺漂亮。他修的漳水渠,后来被北齐人用了好几十年,浇地、磨面、运货,全指着那条渠。邺城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皇帝是谁,但一定知道高隆之的名字,因为他修的那条渠,年年都在流。
但高隆之不是清官。史书说他“天性阴狠”:崔孝芬、任集、元晏得罪过他,先后被他罗织陷害至死。他有建设力,也有报复心;他能修城,也能杀人。他是四贵里最像“治国能臣”的一个,也是四贵里死得最惨的一个。
为什么最惨?因为他的权力不是“贪”,是“制度权”。
孙腾贪的是银子,司马子如贪的是人情,高隆之贪的是“建制权”——均田、户籍、营建、冶铁,这些东西在他手里,他就能决定谁有田、谁有户、谁能当官、谁能在邺城盖房子。这种权力比银子重,比人情硬。
高洋未即位时,高隆之曾对他无礼;禅代之际又持异议。天保中,高洋旧账新算,命人殴杀高隆之,诸子连坐被杀,绝嗣。乾明初以兄子高子远续嗣,袭阳夏王。
高洋杀他,不是因为他贪,是因为他能。一个能重新分配土地、能清查户口、能营建都城的人,在新皇帝眼里,比十个贪官加起来都危险。贪官可以骂,能臣只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