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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6章 南陈零陵郡公侯瑱:归身有道,与那场被西南风改写的水战(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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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一块玉的诞生

历史书上有很多大人物。帝王将相,英雄枭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得很。

但在那些主角的光环背后,还站着一些人。他们不是历史的执笔人,却在关键时刻,替历史翻了页。他们的名字,往往只出现在别人的传记里,寥寥数行,一笔带过。

侯瑱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你在梁末陈初的乱世里扔一块石头,砸中十个将领,大概有八个的经历比他还清白。他投降过,背叛过,杀过收留他的人,也被人背叛过。他一生辗转于萧范、庄铁、侯景、王僧辩、陈霸先之间,换了五次主公,最后才在陈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样一份履历,搁在太平年月,足够被唾沫星子淹死八回。但那是梁末。那是一个“忠义”两个字在生存面前轻如鸿毛的时代。门阀的余晖还在,寒人的刀锋已起,梁武帝饿死在台城,侯景把建康搅成一锅粥,西魏的军队踏破了江陵。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还没建起来,每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明天,我该跟谁走?

侯瑱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不完美,但很真实。真实到让今天的我们看了,会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英雄,他只是在乱世中努力活下去、并且活出了名堂的普通人。

所以,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公元510年,巴西郡充国县。一个男孩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瑱——冠冕上垂在两侧的玉饰,用来塞耳朵的。

那块玉,后来在历史的狂风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

第一幕:复仇的锋刃

公元510年的巴西郡充国县,大约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那是一个寻常的年份。梁武帝萧衍已经在位近三十年,南朝的天空还算晴朗。建康城里,皇帝正醉心于佛经和舍身同泰寺的行为艺术,而巴蜀深处的山谷之间,夷獠部落时服时叛,汉人豪强与土着首领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朝廷需要他们维稳,他们需要朝廷给名分,彼此心照不宣。

就在这样的空气里,一个男孩在侯家出生了。父亲侯弘远给他取名叫瑱,字伯玉。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的玉饰,用来塞耳朵的——大概侯弘远希望这个儿子将来能“充耳不闻”些是非,安安稳稳做个太平豪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字取得很好,但侯瑱的耳朵显然没有塞住:他一生都在听命于人,又一生都在背叛那些命令。

侯家“世为西蜀酋豪”,这四个字在史书里轻飘飘的,但分量不轻。所谓“酋豪”,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而是地方上世代经营、有部曲、有地盘、说话比官府还好使的地方势力。放在今天,大概类似于一个有自己保安队和家族企业的“地方人大代表”。侯瑱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可以想见,他少年时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骑马射箭、排兵布阵,外加跟各部落首领喝酒谈判的本事。如果天下太平,他大概会继承父亲的“酋豪”身份,在巴西郡当一辈子地头蛇,偶尔帮官府剿剿匪,偶尔跟官府闹闹别扭,死了以后墓碑上刻一行字:“某公侯府君之墓”,就算圆满。

但天下没有太平太久。

大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年间,一个叫张文萼的蜀地豪强占据了白崖山,聚众万人,公然跟朝廷叫板。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令侯弘远率兵讨伐。结果,侯弘远战死了。

《陈书》的记载极为简洁:“弘远战死,瑱固请复仇,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文萼,由是知名。”二十多字,概括了一个儿子为父亲复仇的全过程。“固请”二字最见性情——不是“遂请”,不是“乃请”,而是“固请”,反复请求,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执拗,在此后侯瑱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决定要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至于“每战必先锋陷阵”,则是典型的南朝史书笔法,简洁而有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不是为了军功,不是为了赏赐,只是为了找到那个杀死父亲的人。终于有一天,他的刀砍下了张文萼的头。

从这一刻起,侯瑱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他不再是巴西郡的“酋豪二代”,而成了萧范麾下的一员猛将。萧范“委以将帅之任”,凡是“山谷夷獠不宾附者”,都派他去征讨。换句话说,侯瑱成了萧范在益州的“剿匪总司令”,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个职位听着威风,实际上是个苦差事——巴蜀的山谷地形复杂,夷獠部落熟悉地形、善于游击,官军进剿往往事倍功半。但侯瑱似乎做得不错:他本来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知道山里的路怎么走,知道部落首领们心里在想什么。累功升到了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侯景围台城的时候。

第二幕:无主之将

公元548年,侯景从寿阳起兵,一路南下,兵锋直指建康。梁武帝萧衍被困台城,天下勤王之师四集,但真正拼命的不多——大家都在观望,看谁先出头,看谁先倒下。

萧范派侯瑱辅佐自己的世子萧嗣入援京邑。侯瑱去了,但台城还是陷落了,梁武帝饿死在宫中。侯瑱和萧嗣退回合肥,又跟着萧范迁到湓城。不久,萧范和萧嗣相继去世。侯瑱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主公的将领。

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但不知道为谁而战。这在梁末的乱世里是常态——旧的秩序已经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侯景之乱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大变动,土着豪酋乘此役兴起,陈朝便是依恃这些土着豪酋所建立起来的。侯瑱正是这批乘乱而起的“土着豪酋”中的一个。有人选择效忠梁室,有人选择自立为王,有人选择投靠强者。侯瑱的选择是:先依附豫章太守庄铁。

庄铁对他心存疑忌。这也不难理解。庄铁是豫章的地方官,侯瑱是带着军队来投奔的外来户,谁知道你哪天不高兴了会不会把我赶走?侯瑱“惧不自安”,于是诈称要与庄铁商议事情,趁机把他杀了,占据了豫章。

这件事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但细想起来颇为惊心动魄。侯瑱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他可以离开,可以去投奔别人,但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杀掉收留他的人,夺取他的地盘。这是一种在乱世中求生存的狠辣,也是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本能反应。

但命运很快给了他一个更大的考验。侯景的部将于庆率军南下,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豫章。侯瑱走投无路,只得投降。于庆把他送到侯景那里,侯景一看:这人跟我同姓,五百年前说不定是一家。于是“托为宗族,待之甚厚”,但把侯瑱的妻子和弟弟扣为人质,派他随于庆去平定蠡南诸郡。

侯瑱又一次换了主公。

第三幕:背水归梁

侯景在巴陵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侯瑱正在蠡南。侯景的大将宋子仙、任约等人被西军——也就是梁元帝萧绎的军队——俘虏了。侯瑱立刻做出了决定:杀掉侯景的党羽,举兵响应义军。

代价是惨重的。侯景得知后,把侯瑱的弟弟和妻子全部杀害。

读到这里,不禁要问:侯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想过家人的安危吗?他当然想过。但在这个乱世里,忠义和亲情之间的选择,往往不是“我愿意牺牲谁”,而是“我不得不牺牲谁”。侯瑱选择了背弃侯景,意味着他选择了站在梁室一边。至于家人——他或许希望侯景不会下此毒手,或许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历史没有记录他得知家人被杀时的反应,只记录了他此后更加勇猛地投入战斗。

梁元帝授他为武臣将军、南兖州刺史、郫县侯,令他随都督王僧辩讨伐侯景,“恒为前锋,每战却敌”。这是侯瑱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他追击侯景到吴松江,大败其军,尽获军实;进军钱塘,侯景的部将谢答仁、吕子荣等纷纷投降。侯景之乱平定后,侯瑱因功被授为南豫州刺史,镇守姑孰。从巴西郡的“酋豪二代”到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辗转于萧范、庄铁、侯景、王僧辩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但这个位置也不稳定。

第四幕:中流之困

承圣二年(553年),北齐遣郭元建从濡须出兵,侯瑱率甲士三千在东关筑垒抵御,大败郭元建。西魏攻荆州时,侯瑱奉命赴援,但还没到,荆州已经陷落。他退到九江,护卫晋安王还都,被承制授为侍中、都督江晋吴齐四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改封康乐县公。

这时侯瑱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四个州的军事都归他管,江州刺史是实打实的地方一把手。但他依然没有自己的“主公”。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西魏攻灭后,梁朝的中央权威事实上已经瓦解。王僧辩和陈霸先成了两个最有实力的军阀,他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江南的命运。

王僧辩被杀的消息传到侯瑱耳中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收拢王僧辩的弟弟王僧愔的党羽,逼得王僧愔逃奔北齐。这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表明态度:我侯瑱不站队,但我也不允许别人拿我当棋子。

绍泰二年(556年),侯瑱加开府仪同三司。此时他“据中流,兵甚强盛”,但“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这句话很值得玩味。“据中流”是指他占据长江中游的江州一带,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上游是王琳,下游是建康,谁控制了中游,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兵甚强盛”说明他有实力独立。“未有入朝意”则表明他对陈霸先心存芥蒂:毕竟,陈霸先杀了王僧辩,而侯瑱是王僧辩的旧部。

但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豫章太守余孝顷在新吴县另立城栅,与侯瑱相拒。侯瑱留军人的妻子在豫章,令从弟侯奫主持后事,自己率全部兵力去攻打余孝顷。从夏天打到冬天,没打下来。就在这时,侯奫与部下侯方儿不和,侯方儿率部攻打侯奫,掳掠了侯瑱军府的妓妾金玉,投降了陈霸先。

侯瑱失去了根本。兵众溃散,他只能轻身投奔部将焦僧度。

第五幕:归身有道

焦僧度劝他投奔北齐。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建议。侯瑱是王僧辩的旧部,陈霸先杀了他原来的主公;侯瑱的家人被侯景杀光了,在北齐没有什么牵挂;北齐是陈朝最大的外敌,投奔北齐可以借助外力报仇。但侯瑱拒绝了。

《陈书》记载他的理由是:“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

这句话读起来平淡,但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判断力。侯瑱此前已经投降过侯景,又背叛了侯景;依附过王僧辩,又对陈霸先心存观望。这样一份履历,放在今天的人力资源部门,大概会被标注为“稳定性差,慎用”。但侯瑱赌的是陈霸先的格局。他赌赢了。

陈霸先不仅恢复了他的爵位,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把背叛侯瑱、先来投降的侯方儿杀了。这个举动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我陈霸先要的是你侯瑱的忠心,至于那些背主求荣的人,我不会奖励。侯瑱从此归心。

永定元年(557年),陈霸先称帝,授侯瑱为侍中、车骑将军。永定二年(558年),侯瑱升任司空。从一个“未有入朝意”的观望者,到陈朝的开国司空,侯瑱的身份转变看似突然,实则是陈霸先“宽宏大量”政策的必然结果。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专门讨论过这件事。他说陈霸先“或临阵擒获,或力屈来降,帝皆释而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业”。赵翼列举了陈霸先麾下众多“出于仇敌中”的功臣,然后写道:“其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固自有过人者。如侯瑱据豫章,自以本事僧辩,不肯入朝,及部众叛散,或劝其投北齐,瑱以帝有大量,必能容人,乃诣阙归罪。”赵翼感叹:“可见帝之度量,当时早有以见信于人,故能驱策群雄,藉以集事。”

赵翼还引用了魏徵的史论来佐证陈霸先的格局:“志度宏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仇,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矣。”把陈霸先比作孙权、刘备,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而侯瑱的“诣阙归罪”,恰恰是陈霸先“取士于仇仇”最生动的注脚。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瞬间。陈霸先的“大量”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精准的政治计算:侯瑱有兵、有地盘、有作战经验,杀了他不如用他。而侯瑱的“归身有道”也不是盲目的忠诚,而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两个乱世中的强者,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可以利用的价值,也看到了可以信任的品质。

第六幕:西南风

侯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发生在天嘉元年(560年)的春天。对手是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