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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朝廷把范纯仁外调后，尚书右仆射这个官职一缺，尚属虚位，太皇太后高氏特擢升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即范镇之子，得升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则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即韩琦之子，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嗣又因辽国使臣入宋朝廷贺，问及苏轼，乃复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官侍读。
原来苏轼为翰林学士时，每遇辽使往来，朝廷应派为招待员。
当时辽国亦趋重诗文，辽国使臣多文学选，每次与苏轼谈笑唱和，苏轼无不立应，因此惊服辽国人。
当时辽国使者有五字属对，未得对句，遂商议诸副介，请苏轼照对。
这究竟是什么难题？辽国使者说的对子的上联乃是“三光日月星”五字。
苏轼即应声答道：“‘四诗风雅颂’，这是天然对偶，你不必说是我对，但说你自己想着便了。”
副介如言答辽国使臣，辽国使臣方在叹愕，苏轼又出来面见辽国使臣，说道：“‘四德元亨利，’难道不对吗？”
辽国使臣欲起座与之辩论，苏轼便说道：“你道我忘记一字吗？你不必多疑。两朝兄弟国，君是外臣，仁庙讳亦应知晓。”
宋仁宗皇帝名赵祯，这是苏髯之诙谐语，不可做正语看。
辽国使臣闻言，亦为心里感到折服。
辽国使臣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
辽国使臣愈发感觉敬服，随语苏轼道：“学士前对，究欠一字，须另构一语。”
适而突然雷雨交作，风亦大起，苏轼即答道：“‘一阵风雷雨’，即景属对，可好吗？”
辽国使臣说道：“敢不拜服。”
遂欢宴而散。
至宋哲宗皇帝册后大婚，辽国使臣来朝廷祝贺的时候，看不见苏轼，反而感觉怏怏不乐，太皇太后高氏于是召苏轼内用，寻又迁为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之职位。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又弹劾苏轼，说他曾草吕惠卿的谪词，隐斥先帝，苏轼之弟苏辙相为表里，紊乱朝政。想来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又是洛党中人？
吕大防替苏轼辩驳，且言近时台官，好用蜚语中伤士类，非朝廷之福。
苏辙亦为兄长讼冤。
太皇太后乃语吕大防道：“先帝亦追悔往事，甚至泣下。”
吕大防说道：“先帝一时过举，并非本意。”
太皇太后高氏道：“嗣主应亦深知。”乃罢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二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这两个家伙诬告别人，导致自己被罢官迁职，简直是自作自受，岂不好笑？
未几，苏轼亦罢知定州。
苏颂保荐贾易，谓贾易系直臣，不宜外迁，与吕大防廷争。
侍御史杨畏和来之邵即向朝廷上奏章弹劾苏颂，说他包庇贾易。
苏颂上书辞职，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
范百禄与苏颂向来友善，亦为杨畏所弹劾，被朝廷出知河南府。
梁焘亦因议政未合，遂称疾乞休，朝廷乃再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杨畏、来之邵复向朝廷上奏章，论范纯仁不可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疏入不报。
吕大防欲引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谓：“畏非正人，怎可重用？”
吕大防微笑道：“莫非恨他劾奏相公吗？”
范纯仁闻言，尚感觉莫名其妙，苏辙在旁，即读杨畏弹文。
范纯仁说道：“这事我尚未闻，但公不负畏，恐畏且负公！”
吕大防不信，竟而迁杨畏礼部侍郎。
杨畏弹劾范纯仁，且请朝廷任用章惇、吕大防等人，其隐情已经可以窥见，何以吕大防尚未悟耶？
元佑八年八月，太皇太后高氏寝疾，不能听政，吕大防、范纯仁入宫问视，太皇太后与语道：“我病将不起了。”
吕大防、范纯仁齐声道：“慈寿无疆，料不致有意外情事。”
太皇太后道：“我今年已六十二岁，死亦不失为正命，所虑官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皇帝年少，容易受人迷惑，还望卿等用心保护！”
吕大防、范纯仁又同声说道：“臣等敢不遵命！”
太皇太后看向范纯仁，说道：“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至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效法先人，毋忝所生！”
范纯仁亦涕泣受命。
高后岂亦忧虑宋哲宗之难恃耶？
太皇太后复说道：“我受神宗顾托，听政九年，卿等试言九年间，曾加恩高氏否？我为公忘私，遗有一男一女，我病且死，尚不得相见哩。”
当时嘉王赵頵已薨，高后之子只留一赵颢，徙封徐王，故尚未相见。
太皇太后高氏言讫泪下，喘息了好一歇，复嘱咐吕大防、范纯仁二人道：“他日官家不信卿言，卿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说至此，太皇太后顾左右人说道：“今日正值秋社，可给二相社饭。”
吕大防、范纯仁二人，不敢却赐，待左右人将社饭备齐，暂辞出外，至别室草草食讫，复入寝门内拜谢。
太皇太后呜咽道：“明年社饭时，恐二卿要记念老身哩。”
太皇太后既预知宋哲宗心性，当力戒宋哲宗，奈何对吕大防、范纯仁二人徒作颓唐语，亦令人难解！
吕大防、范纯仁劝慰数语，随即告退。
越数日，太皇太后竟崩。
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辽国君主曾经告诫群臣道：“南朝尽行仁宗旧政，老成正士多半起用，国势又将昌盛哩，汝等幸勿生事！”
因此元佑九年，毫无边衅。
西夏主来归永乐所俘，乞还侵地，太皇太后有志安民，诏还米脂、葭芦、浮屠、安疆四寨，西夏人遂谨修职贡，不复生贰心。
有司请循天圣故事，两宫同御殿，太皇太后不许。
又请受册宝于文德殿，太皇太后说道：“母后当阳，非国家之美事，况文德殿系天子正衙，岂母后所当御？但就崇政殿行礼便了！”
太皇太后侄元绘、元纪终元佑世，只迁一秩，还是宋哲宗皇帝再三申请，方得特许。
中外称为女中尧舜。礼臣恭上尊谥，乃是“宣仁圣烈”四字。
宋哲宗皇帝乃得亲政，甫经着手，即召内侍刘瑗等十人入内给事。
翰林学士范祖禹入谏道：“陛下亲政，未闻访一贤臣，乃先召内侍，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不可不防。”
宋哲宗皇帝默然，好似不见不闻一般。
侍讲丰稷亦以为言，反将他出知颍州。出手便弄错。
范祖禹忍无可忍，复接连上疏，疏文略述如下：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
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
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
唯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文大意，是防宋哲宗皇帝召用熙宁、元丰时期的诸臣。还有一疏文，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
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
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
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
唐亡之祸，基于开元。
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
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
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份疏表呈入，宋哲宗皇帝赵煦仍然没有省悟。
范纯仁、韩忠彦等亦当面奏请宋哲宗皇帝效法宋仁宗赵祯，均不见纳。
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吕大防，向朝廷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
宋哲宗皇帝便召杨畏入内宫对语，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
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
宋哲宗皇帝赵煦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恢复章惇、吕惠卿原来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