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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理死后，李贽和耿定向矛盾立刻激化，于是当年李贽就离开了耿家前往麻城。在他在麻城居住的这些年，他深入研究相关学问、着书并且对外讲学，他的《藏书》《焚书》《初谭集》等着作，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万历十六年，李贽在着书同时，开始更多地对外讲学，传播自己和泰州学派的思想观点，而他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官场上包括工部尚书、各地官员等等，士林中又有焦竑等人，当然，士林中人中有不少同时也是官场人员，还有许多普通百姓更是对他非常关注，积极参与他的每一次公开讲学，不仅是麻城，还有周边许多其他城池。”
“万历二十五年，李贽前往大同，又前往京城，随后回到南京，这一过程中他也大量讲学，并且完成了《藏书》这一本纪传体史论着作。”
“而这个过程，也推动了他名声在京城地区的传播。”
“万历三十年，李贽的名头终于被传到了宫中——礼部给事中张问达根据时任首辅沈一贯的意思，上奏弹劾李贽，最终万历亲自定罪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在通州逮捕了李贽，并且焚毁了他的着作。”
“此时的李贽已经差不多七十六岁，入狱后非常坦然，而在听闻朝廷打算把他押解回福建后，最终选择自尽。”
李贽的一生概括下来，并不长，百姓们看得悲痛不已，又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意。
而皇帝们则从中看到了其他内容。
“果然，在耿定理之外，泰州学派在朝中依旧有支持者。”杨坚算是肯定了自己此前的猜测。
支持者和泰州学派传人并不一样。
罗汝芳这种泰州学派传人被朝廷打压、被清理出朝堂，并不等于泰州学派在朝中就一个支持者都不存在了。
这正符合杨坚的经验和判断。
泰州学派本身能够在民间发展至此，又能够有罗汝芳这种走到三品位置的传人，就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在朝堂中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在朝堂中的整体关系。
如果真的整个朝堂都排斥泰州学派，排斥泰州学派传人，那么罗汝芳就根本不可能走到那个位置上，毕竟他可是一直都以泰州学派传人的身份活动，而不是李贽这样隐藏身份。
而泰州学派传人罗汝芳等人能够在万历五六年前后才被清理，民间代表如何心隐这样的人能够在这期间才被通缉乃至被抓捕，也已经足以证明泰州学派的支持者依旧在朝中有一定力量，并没有直接消失。
等到罗汝芳彻底沉寂，何心隐直接身死，这些人也在朝堂中不那么明着支持泰州学派，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因为这一原因而被张居正等人直接处理。
于是，就等到了耿定向等人修筑崇儒祠，泰州学派重新稳定下来，深入民间，并且还反过来利用了朝廷的名头，这个时候，继续支持泰州学派就不是什么并不能做的事情——至少，稍微给泰州学派一点点庇护，让他们不要因为简单的公开讲学就被地方官府直接抓走是可以的。
因此，李贽在朝堂中是有一定的支持者的，也就有一定的庇护。
而在地方上，除了耿定理，也必然有其他的支持者和庇护——既然泰州学派在当地乃至周边时常公开讲学，那么必然会成功让一部分人认同观点、或者吸引认同观点的人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