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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也有同样的想法。
这些官员士绅敢这么放肆，这么真的虐待奴仆，自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不需要接受任何惩罚——既然如此，时间一长，怎么可能还会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觉得自己这么做有风险，觉得自己这么做有错呢？
或许最开始受到偏袒的那一两代官员士绅还知道需要顾虑，可他们的孙辈、重孙被……再往后的几代人，这部分人从出生起就是在这种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的环境下，那么这部分人又怎么可能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
反正他们可以随便蓄奴，可以压良为贱，可以兼并土地，而官府绝对不会惩罚他们——如果有人因此倒霉，那也是和其他官员士绅的争斗中失败，而不是因为压榨百姓奴仆等等；反正他们可以随便压榨百姓或者奴仆，可以肆意妄为，而一旦爆发民变或者奴变，官府也一定会为他们兜底，第一时间镇压，同时为他们追回财物粮食等等，他们从不用直面这些后果。
就算追回的财物粮食比较少，那也是因为本来就不剩多少，或者是要孝敬一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官员将领，而不是因为要承担责任。
杨坚当然厌恶这种给朝廷不断带来风险，甚至持续挖朝廷墙角的存在。
这总还是会让他想起来门阀士族。
但是他也对此并不是那般愤怒——既然官员士绅数百年都这么做而从不受到惩罚，那他们继续这么做就完全正常。
这件事情，明朝朝廷也必须承担另一重大责任。
放纵士绅官员过了头，连一丁点惩处都不愿意给这些人，连一丁点可能因为惩处而产生的士绅官员方面的动荡都不愿意承受和面对，于是一味纵容，一味兜底，一味……
到最后，反噬的力道除了打在官员士绅头上，也打在了明朝朝廷头上。
就像是两晋……
虽然两晋的情况和明朝并不能等同，但是两晋覆灭，和门阀士族的无节制同样密不可分——大隋可不能继续这样的剧本。
只不过如今门阀士族的力量犹在，并不好如朱元璋那般直接撕破脸。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燃遍全国，而受此影响的自然不会只有农民，还有这些一直遭受压迫、世世代代为奴的奴仆们。”
“通过农民起义的成果，也通过农民起义的规模，他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为奴、一直过这样日子的希望，而反正他们中有很多也已经不怕失去什么了，于是，他们很快行动了起来。”
“其中，比较早的一场奴变发生在崇祯七年的秋天，地点是安徽桐城。”
“在这里，有一个叫黄文鼎的人，还有一个叫张儒的人，以及一个叫做汪国华的人，在这三个人的组织联络下，当地许多奴仆聚集到了一起，订立盟约，决定起义，也是响应起义军。而关于起义的口号，有说法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影响，所以选择了“代皇执法”作为自己的口号，在郡城乡村各地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