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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代的权力结构从上层到中下层都被汉人士大夫所掌控,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张坚不可摧密不透风的利益关系网络,掌握中央政权的士大夫们,自然也就不会去主动断了自家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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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个原因就跟明朝开国之时的经济政策有关,这朱家太祖虽号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朱家只做到了前面半句将蒙古鞑子从汉地给赶到塞北去放羊。
而这华夏的正统制度朱家太祖并没有恢复,朱家太祖不仅承认了蒙元的正统地位,同时还将蒙元的那套野蛮的制度给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打上补丁继续祸害汉人。
有明一代虽然名为汉人的统治,但其内核则是蒙元政治的延续,扒开朱家皇帝的那层皮,里面实际上住着一个蒙古大汗。
朱家太祖不仅继承了蒙元的政治、军事、司法等诸多制度,这经济制度那自然也不例外,元代初期的纸币政策那还稍微正常一点与宋代差不多。
到了元代中后期纸币政策就开启了无锚印钞的时代,朱家太祖生活在元代中后期,他没有看到宋代和元初有锚印钞和能用钞票交税的情况。
所以朱家太祖在得了天下后,效法元代中后期的大汗们,禁止民间使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交易,狂印宝钞收割民间财富。
但在老百姓交税的时候,朱太祖对他自己印的钞票那就不认账了,必须得要老百姓交金银或者是实物来抵税。
后世之人常批评说朱家太祖是用小农思维来搞经济,但农民可背不起这口大黑锅,老农虽然有局限性,可做事情还是很老实本分的,没有朱家太祖这么无耻。
像朱家太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属于是典型的塞外蛮夷作风,师承自蒙元的大汗们。
其实朱家太祖印的宝钞那实在是也是有锚点的,这个锚点就是朱家太祖的监狱和屠刀,谁敢用金银交易,朱家太祖就抓谁,谁敢拒收宝钞,朱家太祖就杀谁。
在这种高压的惩罚手段下,老百姓那也只能捏着鼻子认可朱太祖的宝钞,但这朱太祖的印钞机是核动力的那种,其贬值速度都快赶上某个光头的金圆券,直追某非洲国家的货币。
老百姓们为了生存下去,那也只能想办法规避朱家太祖的收割,而这个规避的手段就是利用朱家太祖禁令的漏洞,使用金银以外的铜钱来交易。
因为这洪武朝官方也是铸有铜钱的,在当时铜钱与宝钞同时流通,可明初铸造的铜钱量非常少,远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所以这在洪武朝就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铸造假币的黑商。
朱家太祖见他印的宝钞没人用,刁民们全都去用假币黑商制造的铜钱,气的朱家太祖在元代刑罚基础上又提高的量刑,大搞连坐制度知情不报者亦要受到处罚,情节严重者与主犯同死刑。
可就算是如此高压的镇压手段,也照样没有遏制住民间假币横行的市场状况,把朱家太祖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宝钞的地位,于是朱家太祖直接一刀切,在洪武二十七年下令禁止民间使用铜钱。
这项禁令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的正统年间,民间经济实在是快撑不住了不得不开禁,但明朝政府仍然在继续滥发宝钞收割民间财富。
直到嘉靖年间才正式废除宝钞开始铸造铜钱,而从洪武朝到嘉靖朝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民间私铸的铜钱早已经在各级市场上全面流通。
后来明朝政府铸造的铜钱质量虽远超民间的假币,但明朝政府投入到市场的货币数量远不能跟存量相比,丢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只得被劣币将良币给驱逐。
而嘉靖朝往后那正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本土的时代,明朝政府瞧见这白银的存量能够满足财政开支的需求,所以也就没有大规模的铸造铜钱,彻底将铸币权拱手相让给地方势力。
义军政府下大力气铸造铜钱和打击伪劣假币的原因,除了因财政周转困难需要铸点铜钱应急外,那就是要将明朝政府失去的铸币权给逐步回收上来。
这王铁领着一众官员视察完铸币厂后,并没有坐船返回襄阳的军政府行署,而是就在樊城县衙吃了顿中饭,并下令召集部分义军元老和财政系统的官员,在樊城县衙召开义军开府后的第一次中枢财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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